院士在我国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方面代表着最高学术荣誉,这既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院士制度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在西方院士制度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机构及院士制度的建立与科学体制化的发展程度密不可分。中国院士制度的形成是移植西方院士制度的结果,其发展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认知过程。随着西方传教士活动的不断深入以及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冲突,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思潮。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逐渐开始了对院士制度的初步认知。这一认知活动的主体是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洋务运动时期的开明官员及儒士、新文化时期归国的留学生。清末科学社团的萌芽和发展,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和北平研究院会员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正式确立,选举出81名院士。同年,北平研究院会员制度成立,并推选出了90名会员。这标志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进入成熟时期,以院士为主体的国家科学院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院士制度由于受到政治环境、学术基础等因素影响,其发展历经曲折。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择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暂缓建立院士制度。此后在1993年筹备中国工程院时,通行世界几百年的院士制度在中国终于得以恢复和重建。本课题主要以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社、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演进机制为载体,阐述了我国院士制度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传承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如传教士、留学生、学部委员和院士。此外,还重点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进行了地域、年龄和学历三方面的分析,最后尝试性地对院士制度的演进过程的特征进行总结,并针对院士制度提出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