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历来是人口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又有重要的反作用,能够促进或延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此外,在古典经济学里,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而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进而储蓄与投资的均衡既决定了均衡利率,亦决定了均衡的储蓄量。1963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也说明了储蓄的重要性: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IS-LM模型,在该模型中,对于一个社会均衡产出和消费的决定,储蓄函数的作用不可或缺。而在随后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中,储蓄函数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储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居民储蓄率更是居世界首位。然而对于我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国内外大多数理论只是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政府宏观等方面来解释储蓄率的变化,然而对于人口转变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因素却缺少一定程度的思考。其实,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类型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其意义不仅在于人口学上所研究的死亡、生育和人口增长,同时还是影响居民储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口转变中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不是同步的,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步就导致了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促使社会存量资本的发生变化,间接的影响了储蓄。因此,本文以人口转变理论为基础,基于第二人口红利视角,研究四川省人口转变的居民储蓄效应,目的在于用人口的结构变化因素来分析说明居民的储蓄行为,希望能够为四川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路。论文主要是运用人口理论、人口经济学以及金融市场学等理论知识来分析四川省人口转变对居民的储蓄效应,内容包括绪论、人口转变与居民储蓄理论关系、四川省人口转变概述和居民储蓄变动概述、四川省人口转变对居民储蓄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以及相关建议与对策。其中,人口转变与居民储蓄的理论关系和四川省人口转变对居民储蓄效应的实证研究是本论文重点部分,具体结论如下:(1)人口转变与居民储蓄理论关系部分中,在说明人口转变和储蓄构成特点,并就我国近几十年的发展状况作出概括性描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人口转变与储蓄的相关性,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揭示我国人口转变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显著性与程度,从而得出,一方面,少儿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成正比关系,说明广大居民对少儿抚养比的未来变化具有一定的心理预期。该心理预期主要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因为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少年儿童的抚养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确定性,人们为了能够承担起少儿未来期的正常消费,必须提前做出预防性措施,减少现期的消费,增加现期的储蓄,从而解决未来时期少儿的不确定性开支问题。因此,在第二人口红利的基础上,从整体居民部门看,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变化比率呈现同方向趋势,即少儿抚养比增加,居民部门的现期储蓄增加;少儿抚养比降低,居民部门现期的消费增加。另一方面,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是反向的,老年抚养系数的升高导致居民储蓄水平的下降。这是因为老年人口本身提取储蓄的人群,很少或不进行储蓄。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状况下,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的多种需求都要依靠子女和老人自己来满足,社会养老体制尚不够完善。此外,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后果是子女数量的减少,甚至出现了较多的独生子女或无子女家庭,这样就加重了子女的养老负担,增加了社会养老的成本。因此,当社会进入老龄化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将随着老年人口的上升而下降。(2)四川省人口转变对居民储蓄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部分,在具体运用相关数据和计量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第一,在影响四川居民储蓄水平的诸因素中,人均收入水平的作用是正相关的,因此可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更多地进行储蓄,促使储蓄水平升高。但是这种影响储蓄的程度较小,并不显著。第二,经济增长率对四川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但这种影响的程度还较小,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加之政策方面的诱导,人们的消费意识渐趋增强,投资领域的多样化也会冲淡人们的储蓄意愿。第三,相比较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四川省人口总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显著,并且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省已经快速的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多,对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整体加大,因此对四川省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老年人的养老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就加重了家庭部门的经济负担,促使居民部门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而逐渐减少储蓄存款。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四川省整体抚养比的升高,四川省居民储蓄率面临着下降的危机。因此,伴随着抚养比的不断升高,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持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尽最大努力来充分利用“第二人口红利”,为四川的经济增长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