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我国经济进入“L”型阶段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方案,矿业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国矿业和矿业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如何提高矿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和供给质量,成为了我国矿业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以我国矿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选题,在总结前人关于非效率投资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托宾Q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三项基础理论,建立度量我国矿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方向及其程度的残差度量模型。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我国矿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方向及程度进行度量,对非效率投资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股权激励及代理成本等公司治理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对非效率投资与产品价格周期、货币政策、融资约束及股票指数等外部因素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1.通过对122家矿业上市公司2011-2016年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期间我国矿业上市公司整体投资支出较低,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部高于中北部,中北部高于东部“的分布格局,在时间上整体呈下降趋势;国有企业的投资支出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从融资约束、投资机会和盈利能力等多维度指标探讨上市公司投资分布情况表明,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投资支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企业上市年龄与投资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投资机会与投资支出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支出不是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企业净利率、股票收益率均与投资支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2.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企业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股权激励制度和代理成本等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看,股权集中会促进企业非效率投资,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大于非国有企业,但这些都体现在投资过度上,在投资不足上表现不明显;董事会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明显,但董事会规模会增加企业投资不足,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抑制企业投资不足。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但主要体现在抑制投资不足上,对投资过度影响不明显。管理层对股东的代理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会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方面),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不存在显著影响。3.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矿产品价格周期、货币政策、融资约束和股票指数等企业外部因素对矿业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对比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结果。实证分析表明,产品价格周期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性,高产品价格将促进企业过度投资上升,但会降低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过度,但也能降低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融资约束程度加强能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但会导致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上升;股票指数则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均不产生显著影响。4.在对我国矿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与公司治理和外部因素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建议:一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促进企业产权治理,并加强董事会建设、重视企业家遴选和管理层激励;二是,进一步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提升股东和管理层在矿业周期和金融周期波动环境中的认识能力和投资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