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经济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然而，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向外转移，使得中部地区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面临重大挑战。为此，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优化与调整，并通过设置综合调控机制以整体改善中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该地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现。　　 本文提出环境相对友好指数的概念，并利用欧式空间距离的方法对其进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环境相对友好指数离最优点距离较远，与东部部分省份的差距较大。为扭转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困境，本文从产业选择偏好、环境政策工具及环境治理主体等角度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一个实现该地区环境系统良性发展的调控机制。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1）运用三维空间距离定量测度不同地区的环境相对友好指数。通过对“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剖析，将环境间接压力、环境直接压力及环境治理能力（三力）作为衡量区域环境相对友好指数的三维尺度。在此基础上，通过确定各省在三维立方体中的空间位置及到最优顶点的欧式距离，以此判断各省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程度。运用该模型对中部六省及部分发达省份进行测算，可发现中部地区在三个维度与发达省份存在不小差距，离最优点距离较远。为此，应通过相关政策机制进行调控。　　 （2）运用网络搜索及文本分析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偏好及其可能对环境系统造成的潜在影响。通过对中部地区81个省辖市和482个县的政府网站、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新闻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可发现工业化为成为中部地区大多数市县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发展战略和追求目标。在所重点支持的产业中，污染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过大。盲目的工业化浪潮及不顾环境承载能力大力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势必会给中部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为此，中部地方政府应对全盘工业化的战略导向的进行反思，并加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　　 （3）运用中部六省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各种规制手段与五类常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烟尘与工业粉尘）排放强度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激励相对于行政强制在减少污染排放中更具主导性作用，自愿性环境规制效果明显，信息披露在大气污染防治中效果较好，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尚未显现。为此，在提高现有行政手段效率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经济手段、信息披露和自愿规制手段在中部地区降污减排中的运用，并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公众的环境参与。　　 （4）组合运用政策网络与系统思考两种方法对各种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本文引入并组合运用政策网络与系统思考两种方法以清晰界定企业污染排放的因果循环线路及各类政策主体的网络互动关系。两种方法的整合研究发现，对污染排放进行调控的关键在于有效调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避免出现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困境，并通过系统结构的优化避免企业陷入污染的恶性循环。为此，要通过有效调动各类环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加快在中部地区形成“政府-企业-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环境善治模式。　　 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三维空间距离的视角衡量不同地区的环境相对友好状态。本文在借鉴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三维立体模型，从欧式空间距离的视角测度不同地区的环境相对友好指数。该模型易于操作，能更形象地反映出各地区在三维立体模型中的相对位置及其与最优状况之间的差距。　　 （2）通过偏好显示机制确定中部各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偏好并依此进行产业政策调整。目前学术界对产业选择偏好的研究相对较少，迄今尚未有文献在大范围区域内就我国市县产业的选择偏好特征进行调查分析。本文运用网络搜索的方法对我国中部地区市县的政府文件及新闻报道进行调查，以把握中部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偏好特征和规律。　　 （3）实证分析了各种环境规制手段与中部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强度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正式规制手段，而忽略了对非正式规制手段的考量。本文利用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全面分析了各种规制手段与五类常见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相关关系。　　 （4）运用政策网络与系统思考两种方法综合分析各类环境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分析政府、企业及公众等常见主体在污染防治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对更为广泛的治理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本文综合利用政策网络及系统思考方法构建排污的利益相关者政策网络图及因果循环过程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的环境网络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