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相对合理主义”的视角和知识体系引入到不起诉制度研究中，以相对合理主义为视角体察、解读、反思及梳理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基础理论、制度运作和发展路径，进而将正当程序与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相融合，并探寻适合我国不起诉制度改良的制度变迁路径。从立法设计上看，我国不起诉制度在设计之初存在一定的疏漏和不足，对法定不起诉等制度的设计，立法者考虑的并不是很全面和周密；从司法层面上看，该制度的适用过于保守和消极，整体适用率过低；从人权保障上看，在该制度的运作中存在着不少诸如“程序倒流”等侵犯被追诉人权利的现象：从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运作角度看，实践中也发生了不少个案中不起诉裁量权被滥用的情形，尤其是在相对不起诉制度的运用之中。　　 本文由八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前言。本文首先对中国不起诉制度问题予以全面地述评，并在总结和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以往研究的不足进行了检讨。以往研究注重运用法解释学原理对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法律文件进行注释研究，借以体察不起诉法律规范的整体制度框架，进而试图发现既有法律规范的不足、法律规范之间矛盾以及法律规范与不起诉实践的脱节之处。在比较法视野中，以往研究重视法治发达国家既有不起诉理论、立法及司法实践的述评与制度借鉴，进而总结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不足、探究改良对策和发展趋势。其次，理性归纳了继续研究不起诉制度的必要性。推动不起诉制度合理适用的需要、促进不起诉制度与我国社会条件相融合的需要、合理修正以往研究模式的需要，可以说，我国不起诉制度研究还应针对上述问题继续深入下去。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即借助相对合理主义的方法，全面审视中国不起诉制度的演进脉络。在方法层面、理论研讨层面、制度改良层面，以相对合理主义为视角，本文对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改良和完善采取了一种不走极端、面对中国社会情势和务实的态度。　　 第二部分以相对合理主义为视角的解读。本文科学地阐释了相对合理主义提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全面总结了引入该视角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该视角在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应用表现为：对不起诉制度公理化思想的解读、提出不起诉制度的条件论和相对合理方略。在相对合理主义语境下的公理化思想也不是僵化和绝对的，而仅具有一种相对的普适性。相对合理主义提出的理论意义在于：有助于法治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考量社会文化因素对司法运作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实践价值：作为一种务实的应用性理论，相对合理主义力图为法律制度的运作、完善提供理性和建设性的操作指导与改良方案。相对合理主义的提出有助于具体司法制度研讨模式的更新和嬗变，并为制度改良与机制设计提供新思路。　　 第三部分为背景性知识：不起诉制度概述。本文一方面分析了不起诉的含义、不起诉权的界定、不起诉制度的特征等基本范畴，另一方面分别解读与反思了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历程。由于在文化、诉讼制度、司法理念、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不起诉制度与不起诉含义也存在很大不同。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或者自侦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决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一种诉讼活动。法定不起诉权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不起诉权应包括法定不起诉权和裁量不起诉权。公诉权可分为积极公诉权和消极公诉权，积极公诉权表现为提起公诉，而消极公诉权表现为对不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　　 第四部分为不起诉制度的公理化思想。本文主要研讨了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即人权保障理论、控审分离理论、诉讼及时理论与起诉便宜主义理论；论证了不起诉制度的价值诉求，即人权保障、诉讼经济、制度正义与程序公平。在理念和精神层面上，更新司法理念、转变人权保障观念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在不起诉制度运行实践中，通过机制的合理设置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在制度和机制的设定、执行中全面体现权利保障理念，真正做到“犯罪嫌疑人利益优先”。控审分离是指控诉权与审判权相互分离、相互独立，而非相互依赖。这是法治理念中公权力主体分权制衡原理的典型体现，而从法律上分立控诉权与审判权的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和懈怠、保障人权。　　 第五部分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运作现状与问题。现状部分分为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问题部分包括立法设置漏洞和司法运作弊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己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适宜起诉，进而不申请法院审判、终止诉讼程序的处理决定。一般来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及第142条的规定，不起诉可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三种类型，这样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现状就可解构为上述三种不起诉制度的立法现状与司法现状。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司法运作弊端为，不起诉制度适用率过低且适用不平衡、规避不起诉适用的情况严重、不起诉工作机制的束缚、附条件起诉等制度试错所引发的混乱。　　 第六部分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相对合理化改良之一。这主要包括不起诉适用的合理扩张、不起诉权的有效制衡、文化层面的宽容与支持、社会条件的配套与改善四个方面。针对目前不起诉制度适用率过低的现实问题，我国理论界与实务部门长期以来就呼吁应扩大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本文认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合理扩张，不仅应体现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还应加强对现有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以及对现有司法解释的科学理解和灵活适用，通过制订各种具体的细则和办案标准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全面落实不起诉适用扩张的政策目标。在合理扩张不起诉适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下，如何有效设置科学的监督和制衡不起诉权的制约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　　 第七部分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相对合理化改良之二。这主要包括不起诉工作的经验积累、不起诉运作机制的完善、不起诉正式制度的构建三个方面。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改进与发展最为基础和最为琐碎的环节就是相关不起诉工作的经验积累。正如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人类的知识源于实践活动中的感觉和体验，并以对感觉的领会为基础。各级司法工作者多年所积累的不起诉实践经验是完善不起诉制度的重要基础。在尚缺乏国家立法根据的前提下，各种暂缓起诉、诉前考察等形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往往是检察部门自发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对未成年犯刑事政策的一种政策努力，并大多由各地基层检察院在本辖区范围内主持开展试点工作。由于附条件不起诉工作主要是一种政策努力，所以大多数检察院均将这种政策努力予以细化，并制定了在本辖区适用的附条件不起诉的试行办法。　　 第八部分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相对合理化改良之三。这主要包括程序倒流的禁止、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附条件不起诉的谨慎试点三个方面。在中国法治渐进化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不起诉制度的改良与完善也需要长期的试错和反思、逐步的完善、渐进的改良，不起诉制度的改良也应有一个长期的路线图。今后国家需要尽快立法禁止程序倒流，并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应合理体现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第二，科学彰显无罪推定的当然主张、第三，有效适应时代变迁的转变与需要。确立不起诉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实质上是确立了一种审判前阶段的中立的司法裁判机制，这能够强化中国的司法审查和程序性裁判制度的构建，进而满足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