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外交起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外交活动，由哈马舍尔德在1960年正式提出，但在两极对峙格局下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太多的关注。冷战的结束推动了预防性外交的发展，《和平纲领》的发表标志着预防性外交的复兴。预防性外交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扩大。 由于各国利益和学者学术背景的不同，预防性外交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概念。本文主张，预防性外交区别于其它诸如常规外交、战争外交和发展外交的外交形式，它以存在较高程度潜在暴力的地区和国家为对象，以和平的外交行动为手段，从而防止大规模致命冲突的发生。但是，预防性外交不能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 东盟地区论坛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亚太特色的预防性外交，并在从建立信任措施向预防性外交过渡，但是预防性外交在论坛仍然缺乏法律约束力，论坛规定的某些原则与预防性外交实践所需的条件存在着矛盾，成员国之间对预防性外交的原则和机制化等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东盟地区论坛的预防性外交将在各方的相互斗争中取得缓慢进步。 中国已经在实践上为预防性外交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对国际上预防性外交的主张和实践仍缺乏完整正确的理解。在预防性外交领域，中国在话语权、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台湾问题和领土争端这四个方面面临着挑战。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应该建设性地利用预防性外交带来的机遇，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