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去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污染,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在面临发展问题时摒弃了过去“经济优先”的原则,转而变成了“环境优先”。为了促使我国环保战略得到顺利实施,同时考虑到现阶段公众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我国在相关法规制度方面也进行了完善。一方面,为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促进其主动履行环保义务,我国政府建立健全了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和决策方面的制度,这为公众赋予了治理环境的权力。另一方面,获取企业的环境信息是公众了解、监督企业履行环保职责情况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解决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的问题,使得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环境治理,我国政府建立并不断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众作为企业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有资格通过各种途径对企业和政府表达自己对环境的诉求。而政府在面对公众提出的环保诉求时有必要做出相关回应,因此公众向地方政府提出有关环保的诉求时会给政府部门带来一定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正视公众诉求、设计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化其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约束力。可以看出,有效的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公众的监督和企业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1-2019年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众关注和企业内部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出发研究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本文通过critic赋权法构建公众环境关心指数、通过Herfindal-Hirschm an系数法度量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①公众关注与企业环保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促进了企业对环保义务的履行。②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环保投资呈正相关关系。③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加强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④公众环境关心对于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而高管教育异质性对其调节作用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均有体现。⑤大规模企业对于公众关注的敏感度更高,而高管教育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