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是当代西方伦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已经成为了当代各种思想不断争论的舞台和焦点。可以说，在当代，几乎每一种新的思潮和文化流派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德性伦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德性伦理就是一个反映当代各种文化和思想的“万花筒”，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各种文化和思想进行交流的痕迹。　　本文抓住当代西方德性伦理思想的核心来构思全篇。本文题目是《追寻德性的历程——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归和反思》，其中，追寻德性是西方德性伦理复兴的目标，在德性伦理看来，它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理论意义而言，希望使德性伦理能够成为与功利论和义务论鼎足而立的思想，甚至希望恢复德性伦理在道德哲学中的统治地位;二是相对于实践意义而言，希望实现人自身的德性，走出德性边缘化的现代困境。　　围绕这一主题，本文主要从解决三个问题展开:1、为何追寻德性？也就是当代西方德性伦理为何复兴的问题。2、如何追寻德性？也就是西方德性伦理如何复兴的问题。3、是否能够追寻到德性？即西方德性伦理能否实现德性复兴的前景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德性伦理目标的研究，对西方德性伦理这一流派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其思想地位、思想特色、思想得失等，同时认识到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具有漫长而卓越的传统，从古希腊到中世纪都一直占据着道德哲学的统治地位。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超越性价值源泉的中断，社会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变迁，功利论和义务论的构建，使规范伦理取代德性伦理而成为主流伦理学，德性丧失了过去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的道德问题所带来的德性危机与日俱增，德性越来越边缘化。所处的时代甚至被麦金太尔称之为“德性之后”的时代。正是由于现代性道德问题所带来的德性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希望改变德性边缘化的状态，从而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背景。从伦理理论背景来看，功利论和道义论无法解决在现代性道德问题中所带来的人们内在心灵无序状态，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不满于近代以来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　　追寻失落的德性，重新树立德性的权威，恢复德性在伦理学中的统治地位，走出现代性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德性危机，是德性伦理复兴的重要目标。在追寻德性的过程中，存在着排斥理性的追寻方式和崇尚理性的追寻方式。　　排斥理性的追寻——反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希望伦理生活少一些“普遍性”。主张排斥理性来追寻德性的德性伦理学家把这与康德相联系，认为康德给予道德生活中理性以统治地位，忽视了道德生活中一些比较人格化的成分:情感、欲望、传统和习惯等。　　为了实现德性的复兴，其中一类德性伦理学家，如拜尔等认为要依靠情感、欲望等才能帮助取代理性的统治地位。他们对理性的统治地位的颠覆，体现了某些研究者们的共识，即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后，已转到了它原来的对立面;轮到自己该被否定了，必然被新的哲学思维模式所取代。他们突出了情感和欲望在道德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德性伦理学家没有正确地把握理性、情感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很难摆脱非道德主义的危险。另一类德性伦理学家，如麦金太尔等则认为要构建传统共同体，依靠近乎宗教的权威才能走出困境。麦金太尔认为，在共同体中，使共同体优先于自我，善优先于权利，只有构建这样的传统共同体才能实现德性的复兴。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恰恰是从传统共同体的瓦解开始的。因此，这条追寻德性的道路实在任重而道远。　　应该看到，反理论的德性伦理从排斥理性的角度追寻德性，其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其批判性和实践性。它十分深刻地批判了规范伦理，尤其是康德主义，指出了其中的形式主义的谬误。从实践上看，它认识到情感、欲望、传统和习惯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看到了共同体在人的德性形成中的作用。这些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追寻德性的过程中，他们将理论等同于某种能解决一切道德冲突的可公度的规范原则体系，试图以非理性的情感、欲望等来取代被排斥的理性，最终走上反理论的道路，从而也使其自身陷入危机之中。　　与之相比，崇尚理性的追寻——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则认为善的多元性被忽视;理性仅仅被作为工具性的运用，即理性仅仅能沉思手段而不是目的;情感和欲望成为了非认知性概念，即它们常常在功利主义的哲学，尤其是经济学中被视为当然如此。它认为德性的边缘化在于理性没有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因此，主张理性追寻德性的德性伦理学家试图扩大理性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拓展理性的范围，要给予理性和沉思在道德哲学和政治生活中，比功利论和义务论常常所承认的更大作用。在他们看来，道德生活离不开理性的指引，只有扩张理性的范围，人类才能摆脱德性困境。　　这些德性伦理学家非常重视理性的作用，反对主张伦理的反理论的观点，主张伦理理论化。按照努斯鲍姆的归纳，伦理理论是指具有明确性、系统性、清晰性和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一系列的推论。努斯鲍姆等人驳斥了反理论的德性伦理学家们的观点。同时，他们认为，德性伦理的主要对手是功利论和义务论，而它们都是理论化的产物，如果要想与之相抗衡，德性伦理也需要理论化。而且，从理论自身来说，伦理理论化可以在实践中有助于扫除那些恶的理论，抛弃腐朽的愿望、判断和情感来形成好的判断，构建良好的法律和制度。另外，伦理理论化还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想象力和好奇心。因此，他们主张德性伦理的理论化。　　主张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学家们，如努斯鲍姆、赫斯特豪斯、斯洛特等人看到了理论化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从德性出发，引出规范，或直接由德性出发来构建相应的逻辑体系。这样一来，也就为伦理理论化找到了一个可供发展的空间，既能和所要批判的规范伦理学划分界限，又能坚持德性伦理学的主张，克服了反理论的德性伦理思想中的一些缺陷。　　应该看到，主张理论化的德性伦理，主要从对功利主义的不满中发展起来。他们对德性伦理的论述更多的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展开，他们看到了德性伦理如果不能够实现理论化，就很难与规范伦理相抗衡，更难进一步发展。他们重视伦理的理论化，试图构建相应的德性伦理理论。在这方面，斯洛特甚至主张以德性彻底取代规范，力图形成一种纯粹的德性伦理，而赫斯特豪斯则认为要把德性与规范相结合，在以德性为核心的基础上构建规范德性理论。理论化的德性伦理从理性的角度追寻德性，试图恢复德性的统治地位。其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其理论上的逻辑建构。无论斯洛特的纯粹德性伦理学，还是赫斯特豪斯的规范德性伦理学，都力图从理论上形成一种德性伦理理论。它们从德性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原则出发，阐述了一种伦理学的理论样式，对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在追寻德性的过程中，以德性取代规范，建立一种纯粹的德性伦理学，或将德性与规范结合，仅仅从个体德性的角度来建立一种规范德性伦理学，能否从理论上真正自缘其说，的确还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试图恢复德性昔日的统治地位，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无论义务论还是功利论尽管存在某些问题，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基本适应西方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德性伦理在西方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功利论和义务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了德性伦理自身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德性的界定、德性性质认识的困境、在道德行为评价方面的困惑以及对伦理思想史的自我诠释等。这些问题说明，德性伦理要想真正成为与功利论和义务论相抗衡的第三支力量，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因此，就十分有必要对德性伦理的前景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西方德性伦理能否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目标。　　从理论上的反思来看，德性伦理的复兴揭示了现代伦理学的另一面，单一的规范伦理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生活需要。尽管规范伦理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需要，但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一种消极性防御——对过度自由化和个人主义的不得不使用的强制。在现代社会中，规范伦理是一种“低线伦理”。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的现实来看，人们的确需要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底线伦理”，即最广泛的可行性道德，以满足人们合作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底线伦理”这种最低的道德要求，不管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化程度如何普遍和系统，都不可能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完全规范化的社会。毕竟，人的心理、情感和信念等同样是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必要因素，它们是不可能彻底规范化和条理化。因此，现代社会不仅需要规范伦理，也同样需要德性伦理。德性伦理能够成为与功利论、义务论鼎足而立的思想，但不可能成为替代规范伦理而在道德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德性伦理的发展方向是与规范伦理的融合，逐渐形成完整的伦理学样式。　　从实践上的反思来看，德性伦理建设与规范伦理建设需要彼此协调和共同作用，才能成就德性。具体而言，这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还需要转化传统德性思想，同时加强德性教化，才能促进个体德性的形成，实现德性的复兴，走出现代性的德性困境。　　总之，通过前面的这些探讨，可以看到在当今众多的西方伦理学流派中，当代西方德性伦理以其思想批判的深刻性见长，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伦理学底蕴。这种复兴的德性伦理在伦理学和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显著的思想特色，如德性的基础性、思想的批判性和方法的叙事性等，使之显得与众不同，这些既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思想优势，同时也使它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展现了它的不足之处。因此，尽管西方德性伦理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但它确实是贡献给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为当代中国道德的建设中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