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权是一项重要政治权利,亦是公民对行政机关监督的重要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机关所接受的举报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增长,实践中逐渐涌现出行政机关对公民的举报不予受理、受理后不予答复、迟延答复及敷衍答复等,举报人为此而提起行政诉讼。由于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的确立,该类新型的案件不断攀升。举报权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但举报权转化为起诉权,则必须受到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主体资格规定方面的限制。此类案件中,最具争议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举报人在行政诉讼中究竟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呢?根据新《行政诉讼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举报人若要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举报事项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二、举报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中,“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中判断原告资格最为关键的因素。通过对77号指导案例及相关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目前我国法院更接受“值得保护的利益说”。但仅从利害关系或合法权益的角度来判断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通常会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恣意裁判,从而不能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同时,“利害关系标准”具有较大的模糊性,而我国司法裁判标准需统一,两者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2017年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刘广明案”引入德国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使原告资格判断客观化、精细化,强化了对举报人权利的司法保护。但该理论也存在逻辑断裂及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无法很好地实现宪法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及对举报人权利保障的双重功能。本文拟探讨借鉴德国在实证主义法学思想下塑成的保护规范理论和主观公权利在中国式的表述及应用,法院应根据个案情况,发挥法律续造技术、灵活解释法律规范。在符合某种条件下对举报人享有诉权持肯定态度,完善举报人在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规则,化解行政机关在落实监管责任中的困境,从而高效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