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作为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由来已久,大量的公共物品和一些其他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服务都是由财政来负担的,因此财政支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消退,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旺盛,经济存在结构性失调的情况下,科学考察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关系,在采取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背景下,为政府调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引导居民消费,启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重要依据。关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研究一直以来无明确的定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也可能产生“引致效应”。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私有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Barro在其随后关于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的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替代性观点,Kormendi与Aschauer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二者之间的替代性关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计量检验方法进行了重新设定,其结果得到了在大多数国家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或者不存在任何效应的结论。我国很多著名学者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早期研究,李广众、潘斌等用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一国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可能不同,可能为替代效应或者互补效应,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环境下,二者之间的效应大小可能不断改变。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效应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财政支出用于兴建公共体育场、图书馆等各种便民服务,那么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将直接替代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支出,财政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将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有些财政支出项目,比如政府在公共交通、旅游产业、体育产业方面的支出,为居民营造了更好的出行和生活环境,这将带动居民居民在相关方面的消费支出,拉动消费需求,如奥运经济、世博经济等。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时,不但应该从总量规模上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应该从财政支出结构的各个方面科学考察对居民消费的潜在影响。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扩大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我国2008年9月份以来的经济逐步下滑和财政收入增速的逐步放缓乃至于出现负增长,我国启动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面临从结构转型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于政府投资的过分依赖,改善民生,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双重任务。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另一方面是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由于经济下滑和结构性减税导致财政收入转为负增长,而积极财政政策又致使财政开支巨幅增长,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那么在政府大规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和改善民生支出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收支矛盾、有效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本文研究的焦点。本文通过1997-2006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如何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通过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而实现启动消费需求、实现经济自主增长的目标,研究发现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都会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福利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且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带动作用强于农村,这些结论为我国下一步民生财政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