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对象。自十八以来,党和国家针对严重的腐败现象提出了“零容忍”的刑事政策,进一步严密了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然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我国受贿罪规定的法定构成要件,并不能够较好地适应当前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需要。理论上有关“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定位,素来存在争议。实践中基于对该要件的不同理解,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伴随而来的普遍的“感情投资型”受贿、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财型”受贿等新型受贿形式的出现,也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认定带来了困境。虽然,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解决实践中频发的新问题,但该解释除了内容上存在着某些难以认定的困境外,解释本身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而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本身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上。本文除引言外,共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立法沿革。本文在该部分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立法过程进行了简要梳理,同时指出该要件在立法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该要件表述模糊,不符合立法明确性要求;二是该要件的存在过度限缩了处罚范围;三是司法解释不断扩大对该要件的解释,但解释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了学界的质疑。第二部分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理论争议。主要存在保留说与取消说两种观点。保留说内部基于对该要件的不同理解又形成了主观说、新主观说、客观说、新客观说、客观的超过要素说、主客观一致说以及混合违法要素说等观点。取消说认为,保留论各学说均无法合理解释该要件存在的理论困境,应从立法的层面将该要件取消。本文通过对上述各学说的探讨,发现保留论各学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与刑法理论相矛盾的地方,不能够克服该要件在立法上的缺陷,故也主张取消说的观点。第三部分是“为他人谋取要件”存在的实践困境。主要围绕司法解释规定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财型”受贿、“感情投资型”受贿类型进行分析。虽然司法解释对该要件的认定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是因为该要件在理论上的争议没有定论,以致于实践中对该要件的认定困境并不能通过司法解释得到彻底的解决。司法解释为了适应当下治理反腐败犯罪的需要,不断扩大该要件的适用范围,其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怀疑。第四部分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合理性。“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理论上存在困境,实践中存在难题,足以证明该要件本身不合理也不必要。从理论层面分析,取消该要件符合受贿罪本质、契合受贿罪既遂的标准、符合法条设置的逻辑性、符合刑罚的目的、不违背刑法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符合立法明确性与经济性的要求。第五部分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必要性。就司法实践而言,取消该要件是破解当下司法实践难题的现实需要、是“零容忍”反腐败政策下的必然选择、是顺应国际反腐的趋势所需。第六部分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受贿罪与正常馈赠之间的界限、受贿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就受贿罪与正常馈赠间的界限需在理解受贿罪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双方的日常关系、行为方式、礼金数额等综合判断;就受贿罪与诈骗罪界的界限要从两罪的构成要件入手,个案中应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