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连在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依据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实质上签发“禁诉令”,表明了我国建立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禁诉令制度的现实需要。我国尚未建立禁诉令制度,面对我国当事人申请签发禁诉令的需求,我国法院只能通过适用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来应对,但是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并不能与禁诉令划等号,二者的理论基础、适用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并且其与国际上的禁诉令制度无法完全接轨,一些规定也无法完全适用。如果缺少禁诉令这种主动出击的手段,仅仅依靠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或者是“最先受诉法院”这样一些原则性规定,并不足以建立起完善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应对体系。本文从禁诉令的基本概念出发,考察了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诉讼运用禁诉令的司法实践并提出缺憾。通过梳理展示在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引入禁诉令的争议,指出反对观点未能看到禁诉令制度本质上是追求诉权保护上的公平,认为禁诉令会加剧国际管辖权冲突是对禁诉令的误读,禁诉令制度来源于当事人的诉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本文还考察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的禁诉令制度与其在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适用禁诉令的态度,我国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我国可以采取美国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对于禁诉令的分类观点,在考量是否签发禁诉令时加入国际礼让因素,借鉴德国法院对于被申请人申诉权的重视等等。最后,本文尝试构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的禁诉令制度,在我国构建禁诉令制度需要充分考量签发禁诉令的条件、适用程序和保障实施的措施等。具体而言,在我国签发禁诉令应该采取严格态度还是自由态度,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以及实质条件等等,还需要考量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由于禁诉令势必会减损当事人的诉权,因此禁诉令制度应允许上诉,实现对当事人的救济。为了保障我国禁诉令的顺利有效实施,应当制定违反禁诉令的惩罚手段。禁诉令制度的构建应当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而不应当一味照搬英美国家。还应当考虑到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特点,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且符合我国国情的禁诉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