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学跳出了纯语言学的樊篱，置身于文化、社会、历史的宏观语境，由此拓展了研究视野。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1992）认为，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可能受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从而对原文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写，以满足不同时期读者的需要。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突出了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凸显了译者的主体作用，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文拟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来讨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翟理斯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问题。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各种社会思潮涌动，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冲击。随着中国佛教和道教在英国的流传，英国人迫切地想要揭开东方神秘古国的面纱，感受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了解中国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翟理斯作为大英帝国驻华外交官和著名汉学家，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赋予了他特殊使命：传播中国文化，迎合英国读者期待。客观而言，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与原作呈现明显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尝试以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为研究对象，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对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影响。论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1)翻译选材。翟理斯顺应主流意识形态选择富含中国道教和佛教思想的《聊斋志异》作为翻译文本。受到英国主流诗学的影响,翟理斯选择了阐释伦理道德和语言简洁的《聊斋志异》故事进行翻译;2）翻译策略。论文从三方面分析意识形态对翟理斯翻译策略的操控:首先，异史氏曰的删减，使译文故事化重于说理性；第二，翟理斯添加注释，使译文展现超脱原文本形式的文化盛宴;第三，删改情节，维护中国文学的纯洁性。论文从两方面分析诗学对翟理斯翻译策略的操控:首先，19世纪新浪漫主义运动倡导文学作品使用简单的语言和减少诗学限制，受其影响，翟理斯采用口语化的语言翻译《聊斋志异》;其次，19世纪新浪漫主义运动倡导文学作品使用简单结构，翟理斯在翻译中对原文复杂的句子进行了重组,使其简化。本研究发现，翟理斯的译本存在明显的改写“痕迹”，是典型的改写译例。作者认为，其改写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共同操控。有时，翟理斯的改写是为了顺应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有时，他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惜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翟理斯的个人意识形态和诗学在后一种情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因而，个案研究表明，翻译是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和诗学共同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