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股份回购,除了美国,早期欧陆各国均对其进行了严格限制,主要原因是法定资本制的存在,股份回购会造成向股东变相返还资本,从而侵害到债权人的利益。直至后来,股份回购逐渐呈现出优化资本结构、灵活分配股利、巩固经营权等积极价值,各国开始转变立法理念和立法模式,放松对股份回购的管制。我国对股份回购的立法态度也经历了由严到缓的转变,我国1993年《公司法》仅允许在减资和合并两种情形下的股份回购,首次体现了我国立法对股份回购“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立场。2005年《公司法》修改将股份回购的情形有所扩大,但原则上仍持禁止态度,直到2018年《公司法》修改,我国再次增加股份回购情形,进一步放松对股份回购的限制,使得我国原则禁止的立法态度变得模糊。然而,自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产生以来,学界就针对限制还是放开公司股份回购事由的问题存有激烈争论,甚至影响到之后的修法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不同学术观点本质上是对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模式和美国立法模式的不同择选的结果,坚持对公司股份回购的事由限制其实是坚持大陆法系国家“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立场,而主张彻底放开公司股份回购的事由限制则是认可了美国“原则许可,例外禁止”的立场。同时,我国股份回购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表现为法律规定的回购情形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法条对司法实践发挥的指导作用有限。但是,这种立法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并非近来才产生,而是由于股份回购的两面性、立法技术的不成熟、我国国情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因此,我国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不是通过修法部分放开回购事由就能解决的,只要我国立法不将立场转变为“原则许可”的模式,完全放开对公司股份回购事由的限制,法定回购情形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的现象就会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实中会产生更多不同的公司需要股份回购的情形,这些情形是法条无法完全囊括的。这样的立法背景导致我国实践中早就有法官超出《公司法》第142条的范畴对回购案件进行裁判,通过实质上拓宽股份回购事由,使裁判结果不违背公平正义。为了论证我国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在学术界饱受争议以及在实践中运行产生诸多问题是否与我国立法模式的选择错误有关,就必须对域外国家不同的立法模式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比较法考察,才能更好地对学者们的观点做出评述,为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改进找到思路,同时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目前,以德、日为主的限制型立法模式国家,已极大放宽了对股份回购的事由限制,同时开始重视运用财源规制手段,而美国则在对回购事由不设限的基础上,运用财源规制手段,结合完善的公司法制度与悠久的司法裁判经验建立起了股份回购制度。但是,将两种立法模式对比后发现,并不能得出哪种方式更优的结果,况且,如果我国想彻底转为美国模式,却未能建立起跟美国一样完善的公司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所花费的成本也过高;如果要模仿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立法,可是不同欧陆国家内部规定仍不一致,我国无法照搬照抄。故我国立法可行的做法,还是在立足我国司法实践及法律文本的基础之上,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现阶段,我国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设计只能像2018年修改的《公司法》第142条那样,在坚持“原则禁止”的立法模式上,有条件的放开股份回购事由。同时,在其他实施限制型立法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有法官将法律解释作为解决公司股份回购事由限制难以满足实践需求的办法,所以,在当前规范缺失的背景下,我国也必须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法律适用上,摆脱《公司法》第142条在司法适用中的困境。为此,法院在审理公司股份回购案件时需要一套司法上的适用标准。首先,法院需要重新界定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标准,不宜再从法定资本制的立场出发僵化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法院应当坚持偿债能力标准和公平定价标准;其次,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公司满足债权人利益保护标准时,对于需要拓宽回购事由的案件,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的方法来扩大回购事由,使回购合同生效,具体的解释路径为:将员工离退休情形解释为员工持股计划;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进行扩大解释,将特定情形下的股东退股请求权囊括其中;对“减资”的类推适用,将以股抵债、对赌协议和公司无偿取得等情形合法化;还要明确目的性扩张的界限;再次,针对特殊情形下股份回购案件,不能径直以形式逻辑裁判,应当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保障交易安全上;最后,对于《公司法》尚未规定的股份回购中股东、债权人利益保障及主体责任规制的问题,法院在进行裁判时应关注到各方的利益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