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这一改变给宏观调控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挑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利率市场管制的影响,货币政策制定一直是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并将货币供给量视为中介目标,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对于利率市场的开放与改革进程进一步加深,货币政策对于利率的依赖程度也必然加强。鉴于近几年,世界金融市场上常出现一定的不稳定现象,而其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金融摩擦所产生的放大效应对金融市场冲击产生。由此可见,为了使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更加趋于稳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不应忽视对金融摩擦因素的考虑。本文在研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同时,将金融摩擦纳入研究视野,着重探讨了金融摩擦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了宏观经济的背景和理论背景;第二部分是对本文中所提及的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包括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以及金融市场中金融摩擦的相关理论;第三部分是对我国的货币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转型前后货币市场发生的变化;第四部分,通过建立VAR模型,比较分析在金融摩擦下,货币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第五部分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金融摩擦相关性关系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建立了VAR模型,重点分析金融摩擦对货币中介目标的影响和货币中介目标对金融摩擦的影响;第六部分得出结论如下:一是金融摩擦产生的主要来源是宏观经济波动;二是在金融摩擦环境下,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要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三是金融摩擦产生效用具有时滞性;四是面对金融摩擦的冲击,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初期表现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比更加稳定;五是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金融摩擦呈负相关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金融摩擦呈正相关性。针对上述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如下:一是政府加强对金融摩擦的监管力度;二是关注利率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三是加强投资改革,利率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四是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来调节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