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是以如何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福利为出发点，本文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信念下，试图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作一些尝试性的研究。 研究公共物品的理论意义在于公共物品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更贴切地反映了整个社会或集团的需要，更接近社会集体的福利实现。研究公共物品的现实意义在于公共物品的投资将创造新的生产能力，成为构成最终经济需求的重要因素。公共物品的投资、生产、经营及管理等活动，能诱发生产活动，进而涉及到居民消费和其它领域，最终使城市的GDP得以增长。在其动态运营中，会派生出一系列经济活动，与之直接相关的有加工业、制造业，与之配套的有房地产业等。其投资规模的扩大、经营效率的提高，会从需求方面为许多产业的发展创造市场，而这些产业反过来又会扩大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最终导致明显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对我国来讲，公共物品投资不足、供给滞后的现状，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在面对国家财力不足，政府投资效率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如何运用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取得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何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公共物品理论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传统公共物品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市场的力量可以较好的组织私人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公共物品则由国家管理，供给实行计划调节。这一理论实际上值得商榷，譬如，在瑞典这样典型的福利经济国家，其GDP的70％用于公共福利支出，但该国的国有企业仅占公共事业总值的50％，从这个角度看，把公共物品供给全部由政府包下来的思路就值得怀疑了。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从公共物品的高效率生产与供应的条件出发，充分论证了市场机制对公共物品供给调节无能为力，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必要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解释几乎是和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步进行的。自与“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同时代的政治学者托马斯·霍布斯从社会契约论和利益赋税论角度开创了关于公共物品的思想以后，经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公共物品理论得到了较好的完善与发展，他们在理论上解释了公共物品不同于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私人物品，即在消费上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其在生产供应上易遭受“搭便车”行为，由此揭示了私人市场供应公共物品的低效率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高效率与客观必然性。 但是，现实经济生活并不是以理论分析者预期的那样运行，仅就经济生活中的公共物品供应而言，众多的公共物品并非总是由政府生产和提供，而可以由私人市场和非营利部门生产和提供。面对来自现实的挑战，众多的学者在理论上都回避了这一问题，而极少数的学者仅从经验材料举出了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诸多生活案例，未能用明晰的理论逻辑将其贯穿性地解释清楚。 本文在继承公共物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公共物品理论做了新的探讨和审视，通过实践和理论验证，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不是政府一元化的，而是由包括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在内的多元化主体构成，并在充分论证公共物品多元化主体供给可能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多元化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供给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我国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出了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