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毛泽东诗词自发行以来，就以其磅礴的气势、独特的诗风、丰富的文化意象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研究者和译者。　　 操控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继承和发扬多元系统理论和描述翻译学理论后，提出了自己的“操控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而一切改写，都反映了某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前学者较多注重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诗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试从操控理论视角，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的诗学操控因素进行探讨。　　 本文选取1965年迈克尔·布洛克和陈志让合译本与1993年许渊冲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个译本产生的社会诗学大背景进行考察，对译者个人诗学进行分析，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指出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是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主流诗学和译者个人诗学共同操控下的产物。布洛克和陈志让的译本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新诗运动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的影响仍然很大。新诗运动提倡用简洁的语言和自由体诗行来进行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布洛克和陈志让在社会主流诗学和个人诗学主张的影响下，对原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用朴素简洁的语言和自由诗体翻译原诗。许渊冲译本产生于90年代的中国，受译者诗学观的影响，重在宣扬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特色，因此许译多是韵体译诗，所译诗歌形式基本保持与原诗一致。另外由于许主张利用目标语语言优势，因此许译本有时会用西方意象来传达原文本蕴含的中华文化的意象。　　 本文的结语部分指出译者多受主流诗学的操控，为顺应主流诗学而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以达到让目标语读者接受的目的。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个人诗学也会对译者的翻译产生影响，对主流诗学作一定的调适，甚至促进主流诗学的构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