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主题是驯鹿鄂温克生计方式的历史变迁过程。主要运用田野观察、文献法和访谈法获取资料,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考察了驯鹿鄂温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计方式的转型,在不同的时期内呈现不同的特征,解读驯鹿鄂温克在外界环境变化时,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调适。本文主要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的相关背景、意义、相关文献研究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介绍传统时代的渔猎生计及其特征。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渔猎生计开始转型,建国初“以狩猎为主,护、养、猎并举”,到20世纪80年代转型为“以饲养驯鹿为主,护、养、猎并举,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到20世纪90年代狩猎基本淡出鄂温克猎民的生产活动。传统渔猎业的转型一方面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定居化实施,也与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恶化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转为饲养驯鹿为主,积极发展驯鹿经济。2003年整体搬迁之后,乡政府着力发展旅游业,积极推动猎民从事家庭旅游。研究结论：在60多年的变迁中,在鄂温克人的生计构成中,渔猎业地位逐渐下降并退出生产活动,养鹿业一直延续下来,从辅助生计逐渐成为主要生计来源。随着生产工具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狩猎方式由集体围猎变为个体行猎或团体行猎为主；捕鱼、采集逐渐从鄂温克生产活动中淡出、消失。重视驯鹿产品经济提升了养鹿业在鄂温克生计结构中的地位,同时驯鹿对鄂温克人的食物储备和使役交通的共同逐渐消失。鄂温克人一直延续着传统散养的饲养与管理驯鹿的方式,然而养鹿业劳动力短缺,使养鹿业的延续失去了根基。第三部分是讨论反思两个问题：一是狩猎采集民族在传统生计方式转型中出现的生存困境与传统文化难以传承,面临着“保护人,保护动物还是保护文化”的困惑,如何改造传统生计方式使之适应变迁中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探索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另一个问题是传统生计转型过程中,政府力量的凸显和无限放大,作为发展主体的小民族逐渐“失语”,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对待小民族时,有必要反思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