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冷战前后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研究综述,更是借美国的“中国研究”这一特定的学科及其所生产出来的研究范式以思考研究史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本论文最为关心的是,这些研究者为什么选择丁玲,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丁玲透视革命与现代性的问题,并希望借助丁玲这一个案来探讨美国汉学的知识转型。在回顾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丁玲翻译、介绍和研究情况的基础上,评述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丁玲研究。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章。第一章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开端,讲述冷战时期的美国丁玲研究如何确立其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的视野。包括夏氏兄弟与普实克关于两种文学史观和历史叙述的论争,白露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快乐的婚姻”开启的女性主义研究视角,以及梅仪慈如何试图通过搁置意识形态之争完成学术转型。第二章描述后冷战时期,丁玲研究范式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取得的新突破。探讨在重写文学史和以“现代性”反思为出发点的研究视野中,丁玲如何被重新审视。以王德威、刘禾、刘剑梅、李海燕、颜海平等为代表,讨论研究者们如何致力于发掘被经典左翼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所压抑的“另一种”现代性因素,重新定义情感与革命、现代性的关系,并呈现出差异政治与普遍性话语霸权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