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道德伦理范畴，起初是人们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战国中后期逐渐用于专指君臣关系，但是，儒家仍强调“士”与君主相处中“从道不从君”的“气节”，与法家“不危于主”、“专心于主”的“忠臣”内涵并不一致.从西汉开始，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就试图将法家的“忠臣”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却未能成功.从秦汉到五代，士大夫对忠节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仍基本坚持原始儒家的观点，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这期间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篡位，并在五代走向极端.因此，北宋建国后，统治者和思想家、政治家开始了忠节观的重构，本文即试图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第一章）　　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周建宋，尽管他在宣扬天命和忠君方面不无尴尬，并且仍主要以功业作为评价大臣的标准，但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在削夺诸将兵权、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十分注意褒奖忠臣、惩治叛逆;在要求大臣忠节的前提下，他尽量在物质、待遇方面满足他们，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与后周旧臣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宋太宗开始注重大臣的以死尽忠，两大直臣—田锡、王禹偁的出现，杨业的死节等，都体现了宋初两代皇帝大倡忠节的成效;但是，太宗对忠节的强调与其即位的不合法导致了他的多疑和大权独揽，导使宰臣群体循默固位。同时，五代时期的忠节观也不可能很快改变，这在《旧五代史》所反映的观点、徐铉的君臣论和赵普的政治实践中都有所表现.（第二章）　　重构忠节观正式开始于宋真宗统治的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宋代的制度建设已基本完成，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更关键的是，亲眼目睹太祖篡位、持唐末五代君臣观的一帮旧臣在北宋建国的48年后已大都去世.因此，宋真宗不仅能用其伯、父宣扬忠节的手段—激励忠直敢言之士，提倡廉退淡泊之风，并通过修撰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的方式对这种观念加以强化，而且能大张旗鼓地“神道设教”，以“天书”来证明赵宋统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永恒性，名正言顺地要求臣民尽忠守节，从而正式拉开了忠节重构的序幕，对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影响深远.不过，真宗统治时期的两位著名宰相—寇准和王旦，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五代余风，仍不是“忠节”与“气节”完美结合的典范.（第三章）　　由于对唐末五代长期混乱局面的震惊和反思，一批思想家也意识到重构忠节观的重大意义，与最高统治者达成了共识，“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胡瑗在培养人才、变传注之学为更有效地服务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义理之学方面颇有贡献。孙复大倡“三纲”之道，通过教授《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宣传君主的神圣地位、强调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和不可逾越性，并已开始将儒家的“圣人”形象与法家的“忠臣”内涵嫁接。石介着重论述儒家的“道统”，力图将“道”、“君”、“教”合而为一，又针对魏征“愿为良臣，不为忠臣”的观点，明确提出“为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义，惟忠是蹈”。但三人均未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周敦颐则开始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推演纲常的神圣性和永久性，为日后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奠定了基础。张载的《西铭》是忠节理论重构的关键性著作之一.他将忠节观与宇宙观、人性论、政治论融为一体并发挥到极致，把尽忠守节说成是“天性”在人身上的反映，是天道原则，也是人的道德准则;因此“忠臣”必定是气节之士。二程把“理”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伦道德的最高准则，只有忠君不贰才符合天地之定理，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也才是一个作臣子的起码道德，从而导致了“忠节”在宋元以后几乎完全取代“气节”，成为评骘大臣的绝对标准.（第四章）　　与思想界的积极论证同时出现的，是一批政治家在实践和观念中完成了“忠节”和“气节”的统一，范仲淹是其中的第一人。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为维护宋王朝的统治，不顾个人安危荣辱，与母后、宦官、权臣作斗争，主持了力图改变内忧外患局面的“庆历新政”，并在对西夏的防御和战争中功勋卓著，在变风气、明忠义方面有首倡之功。欧阳修以道自任，爱国忧君，正直敢言，“以犯颜纳说为忠”，他的《新五代史》也对忠节观的重构颇有贡献，在体例、内容、用词、议论等各方面褒忠批逆，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司马光同样奋不顾身、忠言直谏，反对一切有损于君权的行为，在他的论著中，更加强调大臣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他对原始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孟子不尊君的不满，表明了法家“忠臣”观对儒家君臣观的浸透和改造，将“忠节”推向了“愚忠”。但是，当重构忠节观已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仍坚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在与帝王的相处中力图以主体地位自居，这在当时成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此，不仅王安石的政治实践注定要失败，而且他的忠节观颇遭非议，甚至受到了“坏天下人心术”的指责。（第五章）　　北宋忠节观的重构经过以上几方面的共同努力，在“靖康之变”和南宋建立过程中初见成效。这主要表现为:“靖康之变”中一些士人以“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尽忠死节，不承认金人扶植的张邦昌政权.北宋仅存庶子（徽宗九子赵构）、废后（哲宗孟后）却仍能使天下归心、文武听命，从而在北宋的废墟上又建立了南宋政权，并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统治.特别是张邦昌被金人扶为皇帝怕担恶名而几欲自尽，其后虽有金人作后盾依然不敢以帝王自居，这与五代时期大不相同。当然，忠节建设的成效还并不能让统治者满意，因此在南宋继续强化.朱熹使理论重构得以最终完成，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在实践中使之进一步发展，君臣关系完全秩序化，“忠”也完全变成了一种外向的名分行为的表现.这使中国历史在宋元之后再也没有权臣篡位的现象发生，但它导致人们从信仰一种主义到信仰一个人，并使其他人在这个人面前完全丧失了尊严，摧残和扭曲了人性，也使中国的国势日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