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其动机比较复杂。公共事业企业因其公用、公益和弱竞争性等特性,以及与政府的特殊利益格局,使得此类企业存在进行盈余管理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同时,公用事业企业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研究公用事业企业的盈余管理问题,不仅可以揭示其报告信息质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发现现行管制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透过管理盈余现象可以揭示现行管制政策的经济后果,这也可以对正在进行的公用事业企业改革以及公用事业管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本文关注公共事业企业盈余管理问题的原因所在。　　 盈余管理不仅是个会计问题,也是一种经济现象,更与政策环境密切相关。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本文从经济管制、政治成本、盈余管理等学科范畴出发,引入行为博弈分析原理来研究公用事业企业的补贴和价格问题,发现其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行为基础,进而通过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来具体研究公用事业企业的盈余管理问题。　　 首先,本文通过对管制者(政府及其行政机构)、受管制者(公用事业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行为博弈分析,发现由于管制模式的自身缺陷,造成政府管制机构与受管制企业的利益边界不清,使得政府管制机构在博弈的过程中往往被企业所俘虏；因此,利益集团理论框架符合我国目前的管制实际,A-J效应时有体现；受管制企业通过操控成本来最小化盈余,而在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进而影响管制者的政策思维。由于管制者与受管制者的利益同向,因而倾向于切合受管制者的利益需求,对公众利益考虑不足。　　 其次,在统计分析部分,根据前述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虽然上市与不上市的盈余管理动机不同,但是由于公用事业特殊的管制政策的存在,公用事业上市公司也会为了争取政府补贴和提高价格而进行盈余管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政府补贴负相关的假设。在分析现有应计项目主要研究模型的基础上,选择了修正的Jones模型作为本文的基本模型。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操控性应计利润与企业所获得的补贴额负相关,也就是说公用事业企业存在最小化盈余的现象,并从中获得了相对较多的政府补贴。　　 接着,本文在统计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以某市公交系统两家公司为例,解剖麻雀,直观地和验证性地看待管制条件下公用事业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及其动机,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同样是受管制企业,由于所有权结构和性质的不同,它们面对的是有所区别的管制环境,也正是这种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它们经营中的盈余观不同。特别是上市公用事业企业的监管环境比较严格,其盈余管理动机比较复杂,因此其管理盈余的手段与非上市的公用事业企业也不同。如果以A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参照系的话,那么可以看出,B公司(国有非市公司)收入增加的幅度与成本上升的幅度是不配比的,成本上升的幅度明显高于收入增加的幅度。这表明企业有做大成本做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也得到了政府管制机构的认可,表现在车票的价格在持续上涨(当然A公司也同时享受到了涨价带来的利益),政府补贴数额总体上也在增加。也就是说企业的极力游说是成功的,政府管制机构在博弈的过程中被企业所俘虏,报告亏损数额和车辆与站点的投入行为得到了政府管制机构的认可；同时,被俘虏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管制模式的自身缺陷而导致政府管制机构与受管制企业的利益无法截然分开。当然,在这种管制框架下,国有企业也可以为政府分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缓解就业的压力、社会捐赠等,文章中的国企B公司在职工是A公司的2倍多,离退休的职工数也远远大于A公司。因此,在我国特定管制模式下,受管制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进行盈余管理,其报告数据能得到管制者的基本认可,而管制者在提高受管制者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实现自身利益；消费者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人群分散等原因,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在结论部分,根据前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引入竞争、放松管制,提高决策科学性、规范制度建设,以及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来防范管制俘虏,减少盈余管理的空间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此外,还提出了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