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上世纪60年代面世以来,50年间争议不断。1962年到1963年间,普实克和夏志清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上(T’ung pao)围绕《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了一场论战。虽然这场论战只涉及了两篇文章,但其中裹挟着以夏志清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以及以普实克为代表的东欧阵营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有相当代表性,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夏志清和普实克代表的文学观其实是文学“审美性”和“社会性”的对立。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简单区分有碍于我们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文学观”以及“左翼传统文学观”进行深入的认识。夏志清在攥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已经脱离了美国政府《中国手册》项目的资助,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单纯的“反共”作品。一方面,夏志清认为小说史的任务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此外,他更看重的是利用《中国现代小说史》搭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传统,而这个传统将由张爱玲、钱钟书等着重于描写人性复杂性的作家组成,他认为中国的左翼作家放弃了探究人性而奔向了简单的现实主义。对此普实克则认为“真实性”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只有深刻认识了中国现代作家当时的焦虑,才能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写作意义。另一方面,虽然夏志清具有新批评的学术背景,但是他对文学内部批评着力并不多,只是善于利用“细读”这一“新批评”所提倡的批评方法。相比起来,“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普实克更倾向于文学内部研究,他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有机相连之处,并且试图以内部批评彰显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审美性”上的文学价值。但是,他们的评价中依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在对鲁迅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评判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观以及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态度,都应该从具体的观点和问题出发,简单地将论战归类为某一种“纯文学”或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