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权力都是政治的必然性领域,围绕权力的争夺与冲突是透视政治运作的一个绝好窗口。在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过“控制国家”和“驯化君主”的宪政运动,君主(或者皇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规训,并且被嵌入作为整体的国家机器的权力链条之中,君主无法作为超然于官僚阶级的之外的个体存在,用韦伯的话说,即国家发展经历了“常规化”(routinization)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但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官僚阶级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展示了其自主性,但是无论从制度安排还是思想观念上,帝国都呈现为刘泽华所谓的“王权中心主义”格局。为了使“一姓之朝得以千万世”,君主采取各种手段强化其统治,扩充其权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鼓励告密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题中之义。本文即以帝制中国时期权力系统中的告密政治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告密与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运作机制以及扩大化的后果。本文以为,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统治工具被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但是由于背离了传统帝国正统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告密”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肯定,所以一般而言,在权力扩充和合法性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当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危及到君主的统治的自身合法性时,君主也就会适时对这一统治行为加以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