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用虚拟空间方法认知并提升现实生产力的社会经济活动,虚拟生产力成为当前最活跃的新生产力,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创新生态,推动创新主体多元化、创新要素数据化、创新组织网络化、创新方式开放化发展。数字经济是大国竞争的焦点领域,我国也将数字经济列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数字经济培育创新综合竞争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创新的投入,以专利、论文为衡量的创新产出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对于区域创新效率是否也显著变化一直也存在争议,如创新型城市在“要素投入冗余、创新产出不足、转化效率低”的问题依旧突显[1],东部核心城市尽管创新资源投入相对较多,创新效率仍然偏低[2]。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现实国情,即便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内,不同城市之间发展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区域样本选择中,城市为样本单位的研究越来越重要。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是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极,三个区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在全国占比高达63.9%,在现有10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中,三地就拥有39个,占比37.86%。根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21》,上述三地也是中国数字经济最为发达的第一梯队。可见,如何把握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巨大机遇,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实现城市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质的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是所有城市面临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和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结合2011-2019年我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然后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效率提升产生了显著正向促进效果,数字经济更多影响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效率,数字经济同时通过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用于城市创新效率;数字经济对创新效率影响存在显著地区异质性,长三角最大、珠三角其次,京津冀不显著;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环境和金融环境反向调节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人才环境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和创业环境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效率作用并未存在显著差异。文章结论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