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是一个新兴“朝阳产业”,很多国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或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视为实现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推动文化贸易健康持续发展,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贸易是一种互动行为,语言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汉语与很多国家语言存在较大差异,语言距离通常会影响国际贸易,尤其是对语言属性较强的文化产品出口影响可能更大。语言距离是客观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因素,如何在文化贸易中更好缓释语言距离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是当前的难点。与此同时,在贸易摩擦和文化冲突加剧形势下,我国对外语言传播和文化贸易遇到了一些新挑战。当前,有必要进一步从多维语言视角探讨我国文化贸易的传导机理和关键影响因素,推动文化贸易行稳致远。本研究沿着“现状与特征事实—理论和机制分析—实证检验—逻辑及理论的进一步探讨—结论和建议”的思路,在归纳我国文化贸易的特征事实和面临的挑战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方法,分析语言因素对文化贸易的影响机理和效果。从国际经贸中语言最基本差异——语言距离入手,聚焦在对文化贸易影响或调节的主要语言因素检验上。本研究采用2007-2019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中66个我国主要对外文化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语言距离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影响。同时,从语言传播和语言能力两个方面探索缓解文化贸易出口障碍的有效方式,并深入从经济、贸易、政治、人文、区域、文化产品类别等多维视角讨论上述关系的异质性特征。除实证检验外,在理论和逻辑上对面临的其他复杂语言、文化等因素作了初步探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我国文化贸易发展态势良好,未来发展潜力仍然巨大,但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待提升。目前,我国文化贸易出口已居全球第一,成为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柱,其中,部分领域具备一定竞争力。但文化贸易在GDP、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很低,并且增速放缓、波动较大。同时,还存在产品、目标市场等结构性失衡以及文化品牌效应不强等问题。此外,语言因素对文化贸易的影响机制也十分复杂,需要基于理论、实证基础上提出更精准的发展建议。二是从交易成本、需求偏好等视角构建了语言因素对文化贸易影响的机理与分析框架。语言具有经济和社会效应,语言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且相对稳定,会影响交易成本以及贸易需求偏好,从而对文化贸易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语言传播主要从外部行为角度对语言距离的负面影响产生了缓解效应,语言能力则从内生行为角度缓解了语言距离的负面影响,均形成了适应性调整。但这些理论与逻辑分析结果可能存在非线性或异质性效应,需要从实证上探寻更多证据。三是语言距离阻碍了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出口,且语言距离通过交易成本等中介效应对文化贸易产生影响。同时,对于人文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负向影响程度越小。对于制度环境差异越大的国家,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负向影响越大。此外,语言距离对在发达国家开展文化贸易的影响更大。四是语言传播能有效缓解语言距离对我国文化贸易出口的负面影响,并且,存在异质性效应。其中,相比相邻国家,语言传播在非相邻国家中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相比“一带”国家,语言传播更能缓解“一路”国家中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相比非儒家文化圈国家,语言传播在儒家文化圈中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此外,在非核心文化贸易中或新兴经济体中,语言传播对语言距离负面影响的缓解作用更明显。五是语言能力能有效缓解语言距离对我国文化贸易出口的负面影响,同时,存在异质性效应。其中,在市场开放度更高的国家,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相比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语言能力更能缓解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中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负面影响;语言能力只能缓解出口复杂度较高国家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抑制作用。此外,在非核心文化贸易或发达国家中,语言能力能更有效缓解语言距离负面影响。六是我国特有的文化贸易还面临其他语言、文化等因素冲击,可能存在复杂影响。一些通用货物类、制造业为主的文化产品的语言、文化特征相对较弱,而影视产品、书籍等文化产品涵盖更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面临的各种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等更大,无法完全依靠经济学理论或模型来解释。尤其是语言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人工智能、机器翻译为代表的语言技术创新等带来了复杂变多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存在“双刃剑”效应或非线性影响,并且,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而暂时无法开展实证分析,也是后续研究要完善的地方。我国应从语言视角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首先,虽然语言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但应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选择更适合的目标市场。譬如,在人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制度环境越好的国家、新兴经济体,优先开展文化贸易。其二,继续加大对外语言传播力度的同时,更注重优化语言传播的精准性和效率。尤其是,应进一步结合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 、儒家文化圈等改善语言传播策略、方式和渠道,重视语言传播的“增量”效果,提高政策发力的精准性。其三,针对性加强国民关键语言能力建设,尤其是加快推动国外汉语能力提升。当前,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将不同文化产品、不同目标市场等语言能力建设,与拓展文化贸易出口有机结合起来。此外,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语言技术,谋划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大局,积极应对大国博弈、语言及文化竞争,循序渐进、扬长避短的开展文化产品输出。综上,本研究采取多学科理论交叉融合研究方法,丰富和深化了国际文化贸易领域的理论、机理和实证研究。创新扩展了中国背景下的汉语的语言距离等变量界定,检验了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并分析了交易成本作用渠道,更从语言传播和语言能力两个维度探索了如何缓解语言距离的阻碍作用。此外,从人文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文化产品类别等多维度探讨了异质性特征和差异化影响,突出了不同语言因素在不同文化贸易市场或产品类别等方面的“后发优势”或“增量”效应。本研究有利于基于语言因素出发,更加精准开展目标市场、产品结构等战略布局和语言相关规划,所提政策内涵更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更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