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我国早期经济建设资本积累的严重不足，各级政府在政策和执行上向资本倾斜，以至于造成后来的“资强劳弱”的不良局面。这对本就力量对比不平衡的劳资关系来说，无异于是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劳动者对资方、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和对政治、法权的冷漠，和制度外自救形式的多发。而这些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集中迸发，对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文章以社会个体化理论为分析视角，从现代化和社会个体化进程对社会个体的影响入手，分析这些影响在劳资矛盾和冲突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提出现阶段治理非公企业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对策、建议。　　本文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绪论。对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写作内容、方法、可能性创新与不足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社会个体化。从社会个体化的理论命题和其适用性展开，分析社会个体化进程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对社会个体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现阶段非公企业劳资冲突多发：一个社会个体化的解释维度。基于社会个体化理论分析和阐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对社会个体及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转型期劳资关系的新特征与劳资冲突频发的原因。第四部分，分析和论述在社会个体化进程中发展的新型劳资关系，并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利益多元的角度分析目前非公企业劳资合作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合作实现的限度。最后提出，治理现阶段非公企业的劳资冲突，首先，应该重建社会信任。其次，建构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为社会个体的制度性再嵌入提供保障。最后，从工会困境和转型、劳动者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以及集体化合作化经济模式的发展三个方面，促进我国非公企业的劳动民主的发展和劳动资源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