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范畴。过去关于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研究，多侧重于从文本的角度探讨中国形象“是什么”，很少从“框架构成”的视角深入探悉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至于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更是凤毛麟角。　　本文以《华尔街日报》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和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抽取中美建交35年以来与中国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报道，探讨《华尔街日报》在四大议题上报道框架的差异以及由此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生成机制。　　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和理论基础，介绍中国形象和框架研究的现状，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分析《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经济形象的建构。通过对中美经贸摩擦三个个案报道框架的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形象经历了经济维度的认知、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以及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三个阶段。在经济维度认知时期，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还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维度的认知时期，中美经贸关系被极大地政治化了，非经济因素渗透进了经济交往领域中，中国经济形象开始出现负面观感；在国家安全维度的认知时期，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中国经济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形象的负面感也随之加强。　　第二章探讨《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与经济形象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不同，《华尔街日报》在民主、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三个观察中国政治形象的维度上，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民主，中国存在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情况，中国公民的言论不自由，建构出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形象。随着人权等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逐渐边缘化，美国媒体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越来越淡化，但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仍在长期存在，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性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消除。　　第三章考察《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安全形象建构。在美台军售这个观察中国安全形象的维度上，“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华尔街日报》涉华报道的主基调。有关美台军售问题的五个个案中，中国军事力量增长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威胁、对台湾民主社会的威胁论调交替出现，但美台军售问题始终能在维系中美关系的框架内解决。　　第四章阐述《华尔街日报》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建构。国家领导人通常被视为一国外交形象的“名片”。通过对中国四代领导人、四次访美报道的报道框架的梳理，发现中国领导人形象发生了四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邓小平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以“政治权威”、“务实”、“亲民”的形象出现，颠覆了美国人自1949年以来对中国领导人形象的负面看法；第二次发生在江泽民访美时期，中国领导人是“诚恳”、“亲和”的形象，但对人权议题的关注使得中国外交形象的负面因素开始呈现；第三次发生在胡锦涛访美时期，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领导人是“谨慎”、“务虚”、“个人化色彩降低”的形象；第四次发生在习近平访美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是积极、主动、自信，开始寻求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形象，中国外交形象的正面因素增加。　　第五章是《华尔街日报》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分析。运用新闻生产过程影响阶层模式分析了影响中国形象及其报道框架的个人因素、媒介组织层次因素、媒介组织外部因素、社会系统因素。《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　　本文最后得出结论：一、《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综合体。在中美关系不同的议题领域、不同时期，中国形象的内涵及构成也不尽相同。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领域，其建构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形象是个体一媒介—社会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