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以及各种生态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2007年以后中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要实现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承诺的2020年碳减排目标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农业作为中国重要的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虽然现阶段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是中国碳排放的主导产业，但农业碳排放已然占到了中国总体碳排放的17%，成为仅次于工业碳排放的重要碳排放部门，农业面临的碳减排压力不容忽视。现有的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农业碳排放的计算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城镇化、财政分权、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鲜有文献从财政支出角度研究碳排放。然而，在我国财政分权的背景下，研究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不仅对于财政农业资金的分配具有参考意义，对于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观的推进以及实现“美丽中国”的“中国梦”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借鉴前人的理论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对于农业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本文提出的假设是：财政农业支出的增加会对农业碳减排产生消极影响；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碳排放的间接影响，本文提出的假设是：财政农业支出的增加对于农业碳减排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而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碳排放的最终效应则取决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大小。为了得出结果，本文首先采用中国2007-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对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其次运用脱钩理论分析了中国农业碳排放与财政农业支出间的脱钩状态；最后，根据理论基础和两方面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有利于农业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在本文的研究方法上，农业碳排放的计算采用IPCC（2006）公布的碳排放系数测算方法，从农业种养自然源和农业能源消耗两类不同碳源入手进行计算，并将这两类碳源计算出来的碳排放量进行比较分析。在用计量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时，采用STIRPAT模型进行分析，STIRPAT模型作为非线性环境评估模型，其核心是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指数的引入使该模型可以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也可引入除人口、产业结构、技术这三个变量之外的其他指标，灵活性较强。对中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变化速度的进一步研究，本文选取Tapio脱钩模型这一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脱离关系，分别从中国整体层面、东中西部区域层面、空间省域层面以及前后不同时期层面进行分析。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碳排放量的减少。在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主要通过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来间接作用于农业碳排放，且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碳减排对财政农业支出更为敏感。（2）产业结构指标、人口指标与技术指标和农业碳排放量均为正相关，且西部地区对于产业结构、人口增长、技术变动更为敏感。（3）中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碳排放主要呈弱脱钩状态，同时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中西部地区的脱钩状态与全国均是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以强脱钩为主。同时脱钩状态在前后两个时期上也存在变化，后期的脱钩程度更为明显，且东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中西部省份脱钩状态转变更快。
　　本研究所做贡献：（1）从财政农业支出角度研究农业碳排放。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从财政支出角度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农业碳排放，对研究财政支出与碳排放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补充，为财政农业支出提供相关政策参考。（2）将两种口径计算出来的农业碳排放量进行比较分析。现有的计算农业碳排放量的文献众多，但尚未有文献将两种口径计算出来的农业碳排放纳入一个框架中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两种口径计算出的农业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期更加明晰不同类型碳源的农业碳排放量的多少。（3）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碳排放间的脱钩状态。有关脱钩的现有研究都集中在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资源消耗等的脱钩关系，尚未有研究分析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碳排放间的脱钩状态。本文为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变化速度和脱离关系，运用脱钩理论研究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
　　本研究不足之处：（1）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众多，可能有本研究未考虑到的遗漏变量。（2）本研究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只是从空间上进行对比和分析，未从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入手分析不同财政农业支出科目对农业碳排放的具体影响。（3）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研究只涉及到省域层面，未考虑到地市层面，数据量较小可能导致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与运用地市层面的数据相比精确度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