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会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产物,除了本能地获得民族性和实现本土化之外,还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本文通过史料分析和理论探究,暂将这种新特征命名为“群区性”。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唐朝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以及近代复归的天主教和新传入的新教等几个时期。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它在任何一地的传播和发展都不可忽视其同时代的世界大背景。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几千年来的交流模式,人类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走向整合,这种趋势由商业贸易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思想以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领域。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序幕。全球化之深刻且广泛的影响与日俱增,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获得其定局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中国基督教会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本文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基督教会“群区性”的理论背景；第二部分,阐述“群区性”教会的命名、概念与特征；第三部分,论证19世纪中国基督教会之“群区性”特征的显现；第四部分,说明“群区性”理论的研究意义。第一部分是“群区性”的理论背景。4世纪末,罗马帝国在信仰上定于一尊,奉基督教为国教,标志着基督教确定了世界性；其世界性传播的同时也在实现民族化——世界性的宗教获得了民族性。需要说明的是,二者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只是逻辑上的前后关系。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本文试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以民族性的形态在全球化形势下可能面临的张力,以及为应对这种张力所做的调整与改变,这种调整与改变将会导致新的“教会形式”的出现,本文将其命名为“群区性”教会。第二部分阐述“群区性”教会的命名、概念与特征。作为一篇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笔者尚无资历为一个新的理论性事物做出定义,只是对“群区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一些相关的理解。关于“群区性”教会的命名,本文借鉴了社会学中“社区”概念的含义和特征。本文认为,“群区性”教会一般是这样的教会,它由一位具有突出个人魅力的核心领袖人物组织和牧养,在一定区域内的若干有着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群所组成的十分关注群体归属感和教会社会化的超越民族、国家、宗派等身份和制度性限制的颇具地方特色的信仰群体。就是说,它的特征包括：具有地域性和地方化特色；超国家、超民族、超宗派；群体归属感；教会社会化；具有突出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第三部分论证19世纪中国基督教会之“群区性”特征的显现。本文将时间范围限定在19世纪。一方面,是因为这段时期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段时期的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方向是基督教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较少有人为因素的干预。这一部分论述将时问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指19世纪上半期和下半期。第一阶段为“群区化”的孕育时期,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条件；第二阶段为“群区化”的萌芽时期,依据第二部分总结的相关特征,主要以中华内地会为例,详细论证19世纪中国基督教会之“群区性”特征的显现。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种显现只是昭示了一种方向和趋势,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第四部分说明“群区性”理论的研究意义。“群区性”教会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宗教对话,符合“普世合一”的宗旨；另一方面可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未来发展提供相关启发。研究19世纪中国基督教会之“群区性”特征不仅是对中国基督教史和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考和关切,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性宗教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