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栏目是传统书信与现代报刊传媒结合的产物,“五四”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开设了通信栏,繁荣发达的报刊通信栏作为“五四”时期的一大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以及传播史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五四”通信栏如实地记录下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探讨过程,这些“思想的草稿”不仅为研究者更好地进入“五四”、触摸“五四”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历史细节,也为研究公共空间中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新的思路。报刊通信栏寄托着“五四”知识分子对言论空间的想象与开创,其体现出的自由、民主、开放、多元的“五四”精神与观念为其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历史资源与价值参考。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五四”通信栏不仅建构了“五四”文学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且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从话题的提出到大量的相关探讨,“五四”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问题都先后在通信栏中展开,而通信栏所体现的鲜明的文体意识与文体特征更是对其后的文学样式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信栏以其显著的创作实绩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五四”通信栏容纳并培养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多元互动与对话,并借助现代报刊的传播优势形成广泛的公共舆论,从而促进了“五四”思潮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与众多普通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密不可分,在这方面报刊通信栏功不可没。因此,对报刊通信栏的历史发展与沿革的相关考察也是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丰富与发展。　　 目前报刊通信栏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尚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以“五四”报刊通信栏目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综合梳理报刊通信栏的设置历史与发展沿革情况并重点对“五四”时期的报刊通信栏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言论空间、对话机制、编读交往以及文体价值四个角度,对“五四”报刊通信栏进行相对系统与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尽可能全面、充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图表、内容归纳、比较分析、量化考察等方式为通信栏的深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本文试图通过思想史、文学史与传播学的多重视角对通信栏目进行系统关照,以期突破学科壁垒,努力发掘报刊通信栏的历史价值与当下意义,也为传媒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新的空间。　　 第一章,言论空间的想象与开创。报刊传媒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形成是转型时代的两个“突破性的巨变”,从此“开一立言之局”成为现实,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言说的空间得以将自己的思想形成公共舆论影响社会和大众。在对报刊传媒言论空间的想象与开创中,知识分子们充分显示出了“群体”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言论成为中国救亡图存乃至富强振兴的依据与希望。通信栏作为“五四”报刊中的一个特色栏目正是新知识分子对言论空间的想象与开创的一个缩影。通信栏的设置,概而言之,就是开创一个开放、自由、多元的言论空间。通信栏不仅为普通读者搭建起了言论的平台,而且成为知识分子间交流思想、展开讨论的舞台,成为报刊传媒所建构的言论空间中的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多元的言论空间。　　 第二章,通信栏的历史与沿革。通信栏的开设发端于清末民初,特别是章士钊主持的《甲寅》“通讯”栏成为《新青年》“通信”栏的“先声”,但总体上,清末民初的通信栏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专栏,也不具备对话与交流的栏目特征。“五四”时期,通信栏获得繁荣发展,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先后开设了通信栏,繁荣发达的报刊通信栏成为“五四”时期的一大文化现象。历经“五四”时期的巅峰发展,通信栏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随着思想文化空间的萎缩而渐趋衰微。建国以来,通信栏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沉寂后逐渐复兴,并自1990年代以来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通过对报刊通信栏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对其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报刊通信栏的发展离不开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某种意义上,通信栏的盛衰发展直接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　　 第三章,“五四”报刊通信栏的个案考察。本章对“五四”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四份刊物的通信栏进行了重点考察,《新青年》“通信”栏作为金牌刊物的金牌栏目,从栏目的设置、内容、编辑到文体形式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与重要的影响。《新青年》“通信”栏的成功不仅改变了通信栏的边缘地位,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报刊通信栏的繁荣,为其后通信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少年中国》的“会员通讯”栏提供了一份“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备忘录。会员间饱含着深情的通信,记录下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与探索,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间互相切磋、砥砺学行,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的深厚友谊,也再现了他们心中曾有过的孤独与苦闷、彷徨与困惑的铭刻着时代烙印的心路历程。从会员通信中所窥见的“五四"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交往,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一种丰富。《小说月报》“通信”栏与《小说世界》“编者与读者”栏,一雅一俗的两份文学期刊的通信栏风格迥异:从讨论的主题来看,《小说月报》重学理,《小说世界》重感受；从读者反应来看,《小说月报》多批评,《小说世界》多肯定:从编者的态度来看,《小说月报》严肃超前,《小说世界》亲切平易。　　 第四章,多重对话的交流机制。通信栏的本质在于多重对话,报刊通信栏中对话的多重性主要表现为对话参与者的多重性、对话观点的多重性以及对话过程的多重性。不仅如此,在通信栏中,多重对话的交流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背后所体现的现代新型的“对话”机制,成为约定俗成、不证自明的普遍法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报刊通信栏从内部赋予了这一言论空间存在的自我依据,从而创造了使信息、观点、思想得以产生、交流、传播并被公众接受的多重对话的交流机制。真正的对话应当是自由的、平等的、真诚的、宽容的、和谐的,在宽容和谐的传媒生态环境中,坚持独立的思想,彼此尊重包容,追求理性对话,这才是通信栏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所在,它为重塑当代传媒的言论生态环境提供了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　　 第五章,通信栏的编读交往。报刊通信栏中的多重对话在本质上就是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精神交往。首先,通信栏的开辟培养了读者与报刊之间的互动,促进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读者”的生成。其次,“五四”通信栏的繁荣离不开编者的策划、组织与引领,它是编者意图与编辑方针的集中体现。通信栏的设立凝结着编者的苦心经营,编者对通信栏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栏目的发展和繁荣。再次,通信栏的发达是编者与读者互动的结果,通信栏的对话背后正体现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往关系:由启蒙与被启蒙的师生关系,到平等对话的朋友关系,再到“读者就是编者的衣食父母”的买卖关系,通信栏中所体现的编读之间角色的变迁,正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广大的普通读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通过“通信栏”这一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其成长历程,可以得出一些有别于以往以文学研究为视角的新成果,以期能拓展和丰富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通信栏的文体价值。通信栏书信作为经过革新后的现代书信在报刊传媒中的一种应用,在文体学的角度属于兼具书信文体与报章文体特征的言论写作。言论写作是近代以来依托于报刊传媒而形成的新型写作方式,通信栏中的言论涉及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通信者在通信中提出看法、建议、主张或批评,展开多重对话与交流,逐渐形成了自觉的文体意识:第一,通信栏中的书信往来是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交流方式；第二,通信栏书信的书写在于“觉世”而非“传世”:第三,通信栏书信作为一种即席发言,属于“思想的草稿”。通信栏书信虽然不属于文学范围,但是繁荣发达的“五四”报刊通信栏却以丰富的创作实绩,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文体类型,通信栏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内容上的言之有物,语言上的平易畅达,写法上的纵意而谈以及风格上的亦庄亦谐。通信栏文体自身包蕴着文学性的丰富内涵,并对其后的杂文、随笔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创作实绩丰富却面目模糊的通信栏进行文体意义的解读,不仅有利于其在文学史地位上的进一步彰显,也对当代大众传媒语境下日益繁盛的言论写作的发展大有裨益。　　 报刊通信栏所开创的众声喧哗的言论空间以及多重对话的交流机制,为大众传媒语境下言论空间的建设与重塑提供了历史资源与价值参考。如何有效地引入对话机制,如何不预设目的地展开对话,如何做到在对话群体中共享意义,从而使对话的潜力和意义得到彰显,这不仅是报刊通信栏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代言论空间建设、思想文化交流、知识分子交往以及传播学研究中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