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中国新闻记者的研究多以新闻传播这种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为前提，从威权对自由的专业主义立场出发，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来理解新闻生产过程。对新闻从业者的探讨几乎从来没有涉及劳动关系、劳动过程与阶级状况这些作为传播劳动核心议题的解析；而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又主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从不把知识劳工纳入其分析的视野之内。对新闻记者的研究缺少劳动与劳工的分析视角；对劳工的研究又缺少对文化劳工的关注，这种学术交叉领域的空自给本项研究留下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问题。　　 在进入当代新闻工作者劳动状况的探讨之前，为了避免将某种新闻实践模式当作“普世的”规范，以及将当代新闻实践的各种特征当作是静态的和稳定的“历史的终结”，作者尝试为新闻工作者劳动状况的研究引入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背景，通过各个时期新闻实践范式与劳动者社会角色的比较来探析中国社会新闻传播领域内历史与意识形态变迁的逻辑。在中国人探寻其独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作为知识分子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工作者一方面是推动历史变革的行动者，另一方面也深受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影响。对这一漫长变迁过程的分析为我们探讨当代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状况设置了一个历史性的认识框架。接下来，作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业的劳动关系变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由此正式进入对当代新闻业商品化生产方式的探讨。1980年代出现的各种“去政治化”和功能主义的传播观念成为在新闻实践中建立市场关系并“重新政治化”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放权让利”、“自负盈亏”的传播业发展策略，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和发行的迅速发展和市场交换关系的大范围引入促使新闻传播业开始了内部经营机制和劳动关系的调整：以刺激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为目的的承包责任制和构造媒介机构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聘用制开始被广泛尝试。1990年代中期以后，新闻媒介的管理者开始从观念到制度对新闻业的生产关系进行更加彻底的调整。新的人事制度在劳动力征用上体现为“全员聘用制”、“合同制”和“劳务代理制”，在内部管理上体现为放权让利、绩效工资制、扩大内部收入差距和一套详细的奖惩制度。至此，商品性的工资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被全面引入中国新闻业的劳动力市场和日常新闻实践当中。　　 为了更细致地理解新闻工作者的劳动状况，我们需要对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进行分析。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媒介机构需要增加和维持大量熟悉业务操作和商品化实践范式的劳动力储备，而各种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则承担起不断为媒介补充劳动力的功能。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严重供大于求的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并为加强新闻生产的劳动控制创造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通过面向市场的技能训练和大量实习经历，未来的劳动力对商品化新闻生产的产制和工作状态有了丰富的亲身体验和适应能力，在正式进入媒介机构工作之前已经成为熟练的劳工。除了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控制还体现在劳动力征用的过程和制度中。一方面，雇工权力下放和各种弹性用工方式规避了大量人事管理的成本，使媒介机构与劳动者之间形成更加单纯的生产关系，从而为媒介机构规避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多层次的聘用制度和劳务代理机制有效地分化了劳动者群体，从而使得劳动者中自发的组织行为几乎不可能实现。在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同时，大量劳动力滥用现象的出现成为商品化新闻生产的独特景观。　　 激烈的竞争、超负荷的工作量、紧张的工作环境和充满弹性的雇佣关系使得媒介机构内部对劳动者的管理与控制至关重要。作者通过对全国各地五家媒介类型和市场环境各不相同的媒介机构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劳动过程的结构化图景和日常新闻实践中的各种劳动控制机制。在结构化的劳动过程中，媒介机构的组织结构设置、内部权力分配和奖惩制度成为加强劳动控制，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增加横向联合，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控成为商品化新闻生产结构调整的核心逻辑；权力的层层下放和不同管理层级对下层的严格监管有效地创造了一个创收压力传导体系和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大量从事具体采编工作的新闻劳动者主要以“计件取筹”的量化考核方式获得收入中的绝大部分，并面临着随时被免职和末位淘汰的不稳定工作状态。　　 从新闻劳动者的群体构成特征来看，适应商品化新闻生产的需要，低龄化、高学历成为新闻劳动者群体越发明显的特征，而性别比例的变化和劳动者身份、等级、市场交换价值的差异也蕴含着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发展逻辑。当新闻劳动者通过新闻实践不断复制既有的生产关系，并由此不断接近经济意义上的“无产化”的同时，他们的主体意识却给我们展现了阶级形成中的矛盾性。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去政治化的功能主义仍然是新闻劳动者最主流的职业观念。与此同时，新闻劳动者们对媒介商业化发展模式的认可或至少是别无他选的有限想像空间也向我们暗示阶级意识形成所要经历的漫长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