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萌生于晚清时期，但真正诞生于“五四”时期，并在“五四”时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五四”时期的翻译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发展功不可没。当我们讨论起“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时候，就不能忽视这一时期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深入研究“五四”时期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让我们从感性上认识到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整体风貌。“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家们对所要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选材上凸显了他们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上的价值选择，这些外国儿童文学译作有对爱、美和科学的宣扬、对人生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怀以及对快乐和想象的鼓励。在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方法和原则上，我国儿童文学翻译者开始关注不同阶段儿童的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他们多采用忠实于原著的直译方法来传递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神韵，在语言表达上，“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全部采用白话来表述，同时还使用了一些符合儿童阅读特点和阅读心理的拟声词、拟态词。为了给予儿童这一独特群体以审美愉悦，有些译本还体现了韵律与节奏。“五四”时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翻译观念和价值取向还处在探索之中，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越来越贴近儿童世界。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翻译儿童文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翻译儿童文学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儿童观是如何生成的：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生成走过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历史阶段。晚清时期，出于社会责任、出于民族命运考虑的对儿童的关注,使儿童的发现仅限于“成人生活的预备”的层面，缺乏对儿童特有的生命本质和精神个性的体认，但对儿童重要性的张扬，使儿童走出了成人高大背影的遮掩；到了“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成为了显在的时代标识，儿童作为人的生长发展阶段的独立生命意义与妇女的解放一起构成了“人的发现”的外延内容，至此，尊重儿童生命和人身权利的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真正确立起来了。随着周作人、鲁迅“儿童本位”论的提出，从而完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儿童观的塑造。这一过程得以顺利进行，“五四”时期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五四”翻译儿童文学，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对儿童科学知识的传达是“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这也是“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翻译儿童文学领域的显性体现。此外，道德伦理的教化也是“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对翻译儿童文学文本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独特的启蒙性，特别是通过对儿童文学翻译家鲁迅的文本(译本)细读，我们了解到，它阐释了“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启蒙性内涵，包括民族独立精神的启蒙和人生哲学的启蒙。儿童本位论的形成和域外儿童文学的输入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者们热衷于外国文学，他们大多都精通外语，并广泛地接触过世界文艺思潮及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冰心、夏丐尊、郑振铎、赵景深、、赵元任等等，这些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们一方面致力于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们还博采众长，向西方儿童文学作家们学习，亲身实践，创作出了大量的适合我国儿童阅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创作意义上的童话集——叶圣陶的《稻草人》诞生了，从此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也终结了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几乎“零创作”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正是“五四”翻译儿童文学的千呼万唤，才促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