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真正雏形,现代大学的理念、制度安排以及具体的内部组织形式,毫不例外都是欧洲中世纪大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西方文化发展以及大学的历史变迁角度看，无论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抑或是作为其直系承继者的现代大学,都是源自西方独特文化传统和逻辑的特有社会和教育建制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大学的成功实质是西方大学的成功,而西方大学的成功体现的又是西方特有文化逻辑在特定时代所获得的成功。因此,要真正深入了解和把握现代大学得以发展和成功的逻辑,并从中获得适合中国大学发展的借镜,就需要重视对西方大学与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动力和文化背景勾连的梳理与总结,从中找出西方大学发展中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探索中国大学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的适切发展路径。　　 基于以上的思路,论文除导论与结语外,正文主要由四大部分,共八章组成。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重在对西方大学生成的文化背景——理性主义作梳理和界定。第一章首先认定,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逻辑,它是西方大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文化背景和动力。这里所指的理性主义是广义的理性主义,它包括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立场和观念。这种理性主义在抽象的观念层面上,它表现为宇宙理性、客体理性向属人理性、主体理性的转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于属人的主体理性的推崇和信仰。这可以说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核心立场和观念。对理性的这种推崇和信仰,正是纯粹的大学学术自由得以萌发和生成的文化和理念根基。　　 第二章主要探讨理性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呈现,即理性化。理性化包括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文化理性化以及以官僚科层化为特征的社会理性化。理性化的两个层面都有其进步可取之处,但同时有其特有的内在局限,如理性化进程中的理性失衡以及人的自由、价值的失落。作为主导和影响西方大学组织要素发展变迁的主要文化背景和机制,理性化的这种两面性在西方大学的发展中有着深刻的表现。因而,应该看到,无论是以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传统,抑或是作为这一传统产物的西方大学,它们本质上也只是世界上众多的文化类型、文化建制的一种。它们的一些价值逻辑、观念体系和以及具体经验可能具有普适性的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本身就必然是普适性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建制。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探讨理性主义与西方大学核心理念一一学术自由的同构性以及学术自由的历史现实情状。第三章以及第四章前三节重在对理性主义与学术自由的同构性的阐述。这种同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义赋予学术自由的理性规定性。学术自由归根到底是“理性的学术”的自由、“理性的学者”的自由、“理性的大学”的自由。二是学术自由与理性自由发展的同步性。西方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本质是理性自由的展开过程。理性主义与学术自由的上述同构性,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西方学术自由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理性自由。但在现实中,理性只不过是构成世界、社会和人的众多维度中的一个维度,理性维度或许在现代社会、现代人的世界里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即便如此,理性并不是自足和不受限制的,因此,可以预料,基于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想学术自由状态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完全实现。换句话说,西方大学所主张和坚持的学术自由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学术自由总是有限制的自由。因此,在中国大学对学术自由的移植和构建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对学术自由的度有所把握。这也是第四章最后一节所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探讨了具体的理性主义背景下,也即理性化进程中的西方大学具体组织要素的发展变迁。具体来说,第五章分析了文化理性化之下大学课程的理性化演进。文化理性化实质是工具理性的得势,因此,大学课程的理性化,表现为课程设置、内容从神学化,经由人文世俗化,最终发展到以科技实用化的过程,反映的正是工具理性的功利逻辑。这一过程也是西方大学主动适应时代需要,获得长足发展的过程。第六章分析社会理性化之下的大学组织管理理性化发展,也即大学组织管理的官僚科层化发展。在社会发展渐趋理性化的大趋势之下,大学的官僚科层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大学建立内外规章制度的萌芽阶段、国家掌控之下的职务等级制的发展阶段以及大学管理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深化阶段。大学不同阶段的官僚科层化发展,为西方大学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框架和制度保障。前面提到过,理性主义有其内在限制,这种限制在理性化的进程中彻底展开和显露。因而,第七章集中探讨理性化所显现的限制对西方大学发展的阻碍。它包括两方面的考察,一是大学课程的科技与人文割裂,从而使得大学成为一架价值失衡的天平,二是大学组织管理科层化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四部分仅设第八章。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西方大学作为理性主义产物的简单归纳总结,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大学本土发展具体路径的思考。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前面章节论述内容的进一步归纳总结,从西方大学作为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灵魂与表征的层面,对西方大学作为理性主义传统的产物作了最终的归结和认定。这同时也在深层次揭示了中国大学探索本土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在这个基础上,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笔者关于中国大学本土发展战略的初步构想。即在发挥中国大学承继和引领民族文化传统复兴的使命以及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大学自身的本土发展。具体来说,首先,中国大学引领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在两方面包含着大学自身发展的意味。一方面,大学承担的民族文化传统复兴的使命,既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建设大学的热情,从而成为大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有可能使中国大学发展真正获得文化的根基和支撑。另一方面,前面提到,评价一所大学是否卓越,应该不仅有科研、经济产出的“硬”指标,也应该有一所大学对本土文化传统、文化思潮的承继和引领等方面的“软指标”。而就现阶段处于民族复兴阶段的中国来说,一旦中国大学实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接续和发展,完成其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复兴的重任,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实现了其作为中国大学的文化承继、社会思潮引领使命和功能,对中国的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中国在世界上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来说,发挥了这样重要作用的中国大学,理所当然地具有世界性的地位和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进一步对中国大学复兴民族文化传统的可能和机遇以及相关的责任主体做了具体的阐述。　　 文章最后是简短的结语,通过前面章节对理性主义与西方大学发展变迁的关系梳理,笔者对其中可供我国大学发展学习和借鉴的有益经验和逻辑作了简单的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