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边塞诗可分为前期和后期来讨论。前期发展中主战派大臣们的边塞诗情感尤为突出,出现了一些组诗的形式来写边塞,后期边塞诗中的亡国之音渐浓,成为南宋覆亡的沉痛悲歌。在南宋边塞诗的发展中,曹勋、陆游、文天祥三位诗人成就突出,曹勋边塞诗“惭愤哀痛”,以中原沦陷为主题,展开深刻的刻画与描写,又能从他人的叙事视角入手,站在他人的角度叙述,写出了沦陷区百姓们悲愤羞愧的复杂情绪,在艺术手法上,多使用汉代典故、意象,甚至沿袭汉代称谓,使用翻新出奇的典故。曹勋的边塞诗中常出现杂言的形式,这是其形式上规复乐府诗的另一表现。其“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手法可溯源至苏轼,另一原因是受到家学渊源的影响。陆游的边塞诗取材广泛,突出的特点是想象入诗,在诗歌理论上学习岑参,同时又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杜甫诗歌中所展现出的符合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性情,正与文天祥提出的“性情”相契合,文天祥在杜诗中找到强烈的认同感,与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文天祥边塞诗中的浑浑正气波及甚广,不仅在当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在艺术风格方面,南宋边塞诗的叙事性在前代的基础上大大增强,诗人的叙事视角也完成了由民间到朝廷、由个人到社会的转移,将边塞置于国家形势的背景中去观照,以双方的战争形势为“底板”,以家仇国恨为情感色彩。叙事的完整性体现在诗中对某一具体的事件进行完整的交代,包括事情的起因、发展、经过和结果,都在诗中呈现。叙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史实来说明其中的根本原因,反映诗人对社会现状和国家局势的深入思考,这是宋人思理精深的体现。叙事简核要求作者用简洁的语言,在把握事件整体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叙述其中过程,或是截取其中有代表性的片断来说明整个事件,以达到在有限的篇幅内包含丰富内容的效果。南宋的《出塞》一类诗作首先在内容上突破了“征行”的表现范围,对战争本身的经过以及其引起的国家局势的变化、战争对敌我双方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描写。其次则是改变了唐代“直线式的自然叙写”模式,宋人并没有按照唐人的传统顺序描写征战主题,而是将诗意的触发点分散化,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征战的过程,通过对镜头的长远式拉伸或是对敌我双方视角的想象型互换,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征战过程,这也是宋人有意识疏离唐人创作手法的一种体现。南宋诗人对于“凯旋”部分的描写首先显示出多镜头、细节化的特点。其次,南宋《出塞》诗对战争结果的描写显示出客观的理性和强烈的思辨性。对于“战胜”的情感也不仅限于唐人的欣喜骄傲,而是在欣喜之余增添了一份对“天道正义”得以实现的众望所归之感。南宋《出塞》突出“事”的成分从另一面来看同时也伴随着其对环境氛围的烘托相对弱化,即对景物描写的削弱,这集中表现在边塞自然意象的衰落。从诗法的角度来看,南宋边塞诗诗题写实性强,诗题中所包含的事件要素比唐代更丰富,但过分切题也带来了“粘题”的弊端。南宋边塞诗的下字方法特征表现在对“虚字”的使用,虚字是叙事、说理的必要,对于擅长叙事的南宋边塞诗来说,虚字的加入是诗法的必要,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诗歌中叙事、说理的成分。在句法方面,突破晚唐五代以来常用的诗歌语言,打破并列平行的诗歌语言排列方式,上下两句诗意出现疏离的倾向,句式更加自由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