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到加入“第三种人”的阵营再到倡导抗战文艺,韩侍桁始终围绕着“真”做着文艺批评的工作。一方面他秉持着对现实的忠实描写的“现实主义精神”,要求艺术家接受“时代的束缚”,在深刻认识现实的基础上,指导现实前进的方向;认为艺术家应将“艺术的良心”与“高蹈的个性”相结合,在深刻地“自我”观察、诚实地“自我”告白、同情地“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创造出有着时代共同人性的、感染大众的新“自我”;并指导艺术家通过营造艺术氛围、推动文学大众化、加入革命罗曼蒂克的方式,增强作品的情感感染力,以唤起读者大众的同情心理,进而启发大众认识现实的本质,加入推动社会进步的方阵中。另一方面,始终将艺术作为第一要义,强调艺术独立性和艺术价值重要性的韩侍桁,还将对现实的艺术变形的“为艺术的精神”作为批评的重要准则。在他看来,艺术本身不归属于任何他物的武器,艺术是自己的唯一武器,它有着独立存在的审美特性和独特的艺术价值;而艺术的表现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艺术家只有在进行深刻地现实认识之后,才能创作出具有现实存在可能性、清新自然揭示现实本质、感染并指导大众的文学作品。这种将现实的深刻认识与艺术的正确表现相结合的文艺,就是韩侍桁提倡的“真”的文艺。“真”的涵义并非仅有现实的真实,还要在艺术变形后具备现实存在的可能性,起着揭露现实、指导大众的作用。20世纪20-40年代期间,韩侍桁始终秉持着这一文艺观,由于从事着对封建思想、公式化理论、社会黑暗、趣味文学的批评工作,使得他不得不在政治化文学与纯文学两大主流文学话语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对韩侍桁文艺观的深入研究和其文坛处境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知特殊时代背景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文学境遇与思想斗争,还对当今文艺批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