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成见使得人们往往不是先理解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理解”。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引来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关注中国。他们会聆听中国的声音,但对中国声音的解释却一直囿于其自身的刻板成见不予认同。“东方主义”、“中国威胁论”、“负责任的大国”等报道框架是西方媒体针对中国惯有的报道视角。这种固有的偏见破坏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并进一步阻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交朋友”,谈合作,发挥自己应有的国际作用。既然,刻板成见很难改变,而中国又不能脱离国际社会孤立地发展,那么,中国应该重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沟通,尽力让他们了解和理解中国。为此,中国外交沟通的目的是制造认同,如若不济就寻求共识,再若不济至少要赢得对方的承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是国家外交活动众多践行者里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发布会上,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媒体,发布和解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是中国进行外交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发言人在信息发布的过程里,应该如何进行有效沟通,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展现中国智慧呢?本论文落脚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服策略。说服是一种功利性的沟通,它以赢得认同和达成共识为目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说服手段是话语。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回答记者的提问,“你来我往”的一答一问,便产生了说服的实践,而说服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言人的议程设置和话语修辞能力。本论文的第二章详细阐述了说服理论和说服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第三章考察了 2011-2015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通过检验中西两套话语内容的相关度,即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答语与西方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今日美国》三家报刊对发言人答语的引用,笔者发现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可以为国外媒体设定内容议程,但是无法影响他们的报道倾向。也就是说,外交部发言人所关注的也为西方媒体所关注,但是发言人的态度和立场却常常被西方媒体忽视或曲解。如前所述,成见是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主要原因。在此现状下,中国发言人必须借助媒体、公众等多方力量共同打造强势议题,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目前,限于单边作战,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是发言人在议程设置上的主要问题。在分析了发言人在议程设置上的不足之后,第四章聚焦于发言人的话语修辞分析。模糊、委婉和反诘是目前发言人常用的修辞手法,它们能够为发言人留有余地,维护对方的面子以及抒发发言人的情感。但是,这些修辞手法借助于遣词造句这些零碎的技巧,没有从整体上把握语言的逻辑论辩和语篇的情感动员功用,故此话语的说服力不足。本论文的第五章根据前面几章的分析给出发言人完善议程设置和话语修辞的建议。首先,发言人要利用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力量共同建构议程,从而在声势上“以势压人”。其次,充分借用亚里士多德的三大说服手段,即在话语修辞上诉诸道理,通过理性论辩以理服人;诉诸情感,通过情感动员以情动人;再有,诉诸人格,通过人格威信以威感人。当然,亚里士多德的三大说服手段在新时期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第五章的第二节会由古论今,从论辩、叙事和对话沟通三个方面详细阐述发言人的话语修辞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