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何实现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是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城墙,作为古代到近代的延续物,观念认知及命运在两个时期大不相同。重庆,无论是上个世纪的战时陪都,还是如今长江中上游唯一的直辖市,地位都非常重要。因此,本文以城墙为切入点,以重庆城市为样本,以重庆城市近代化为线索,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分析法、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参考档案、民国报刊、历史文献等多种史料,以城墙认知观念转变为大背景,梳理重庆古代建城的过程及近代拆城的原因,分析重庆拆城筑路的早期市政建设的具体实践,总结其特征及意义,揭示重庆城市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和转变之路,丰富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启迪当下重庆城市规划和建设。古代的冷兵器时代,城墙威严、厚实、庄重,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权力意志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它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保卫了城市安全,承担了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的职能。近代以来,由于城墙抵挡不了热兵器的进攻,阻碍交通,污秽横生,全国各个城市掀起了拆城筑路的运动,以建设城市、发展交通。古代重庆,历经四次大规模筑城。从四次筑城的目的来看,都是为了加强重庆的军事防御力量,所以古代重庆的军事地位异常重要。从筑城的面积来看,虽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明朝戴鼎所筑重庆府城使重庆城市被城墙团团包围,重庆母城范围基本被固定下来,但城市面积狭小。近代重庆开埠后,重庆城市发生巨大变化,商业繁荣发展,新兴事物出现,川江航运兴盛,推动着重庆城市的发展。然而,当时的重庆城市布局拥塞不堪,仍处于城墙范围内的狭小区域,日益不能满足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突破城墙、开辟新区成为重庆城市发展的要求,而向西拓展又自具优势。当时的重庆,处于四川军阀刘湘的统治之下,为统一川局,他认识到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就在重庆城市发展与军阀建设地方的背景下,重庆拆城筑路的早期市政建设得以展开。1921年,重庆商埠督办处的成立,标志着重庆市政改革运动和城市建设的开始。刘湘任命杨森担任督办,杨森首先就将临江门瓮城拆除以建设临江门码头。而后,重庆商埠督办处几经变更,于1929年成立了重庆市政府,近代市制在重庆得以正式确立。重庆市政府成立后,刘湘任命潘文华为首任市长。潘文华任职期间,大规模拆毁城墙,1935年时重庆城墙几乎拆毁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各码头的兴建、新市区的开辟以及城区道路的联通。此时的拆毁城墙推动了新市区的开辟,码头的修建便利了城内城外的联系,道路的修建促进了新旧城区的发展与繁荣,但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经费困难和矛盾冲突。重庆拆城筑路的早期市政建设,体现出了以拆城筑路为原则,军人干政为模式,城市进步为目标的特征。由于城墙的拆除,道路的修建,重庆城市形态扩大,城市职能逐步完善,城市的对外辐射力和影响力增强,推动了重庆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在军阀统治下起步,重庆由古代较为单一的军政中心逐渐转变为近现代多功能的城市。但其间也面临诸多困难,重庆城市的长远规划和城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