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要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已被奉为开山之作,这并非只是由于后来者的确认,而主要是基于它在民国史学界已经产生广泛且深刻的学术影响。《史学要论》撰写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这得益于北大历史系对史学理论课程的重视和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在未出版之前,《史学要论》的部分内容便以讲义的形式在课堂上传播,同时李大钊又在上海多所学校进行了以“史学概论”为主题的演讲,其内容大致构成了《史学要论》的主体。1924年、1926年商务印书馆两次出版《史学要论》,何炳松作为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对《史学要论》的出版持积极的态度。此后,不断有学者注意到《史学要论》的理论价值,开始在著作中对其进行引用。卢绍稷、齐思和等人较早关注了《史学要论》;郑鹤声《史学通论》讲义也对《史学要论》进行了引用;黄维荣的《史学》从章节到内容都深深地留下了《史学要论》的痕迹。但在《史学要论》的传播初期,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刘静白对《史学要论》的接受颇具史学史的意义,他强调了李大钊“革命家”的身份和阶级属性,充分反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影响。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朱谦之对《史学要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并认为其有抄袭之嫌。尽管这一时期关于《史学要论》存在着接受与质疑的二重声音,但观其大体,仍足以反映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由边缘走向了理论的中央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