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和探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迅猛发展。伴随着外资的流入及其产业转移,一些污染密集型行业也由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我国,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污染密集型行业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但自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这些产业有逐渐转移到西部地区的趋势,形成工业产值“东迁”,污染“西迁”。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四川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额在西部排名第一。全省共审批外商投资企业8271家,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金额为216.6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94.13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135家来川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规模持续扩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四川省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运用环境外部性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污染产业转移理论等相关理论,首先对四川省FDI流入的现状规模、污染现状进行全面分析。从FDI流入的总体规模来看,四川省利用外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自2000年以来,四川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两方面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04-2007年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但是在FDI高速增长的背后,其产业分布和主要来源地依然存在问题:一是外资投向不合理,产业结构失衡。外资投向依然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外资投向呈迅速的上升势。2006年,制造行业的三资企业资产占到全部三资企业资产的94.57%。而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等基础性行业的外资投资比例偏低。外资投向产业结构失衡明显。二是78%的投资来自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等国家和地区,“返程投资”的比重较大。在环境污染方面,虽然四川省环境质量总体较上年有一定的改善,全省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有所好转,主要流域江河水质保持稳定。但是部分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有所上升,全省城市酸雨污染仍然严重,流域面积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一千多条河流中,7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状况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工业成为四川省的主要污染源。FDI流入的主要行业——制造业仍然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行业,其三废的排放量占了极大的比例。之后本文参考夏友富的分类以及四川省各行业“三废”排放量,将15类行业划分为四川省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行业。在这15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基础上,采用了三个指标,即外商投资中污染产业的份额、外资污染产业占同类产业的比重以及中外污染产业的分布频率比较,进行指标分析,衡量四川省的FDI项目是否发生了污染产业转移。从外商投资中污染产业的份额来看,虽然外资在四川省的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在污染产业的集中分布,投资在整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外资占到了整个外资的70%以上。从外资污染产业占同类产业的比重来看,在外资投资的污染产业中,以医药制造行业最为集中。从中外污染产业的分布频率来看,虽然整体上外商并没有大规模向四川转移污染产业,但从部分产业看,如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行业确实存在污染产业转移倾向。最后,本文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四川省FDI和工业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定性方面,本文借鉴的是Grossman&Krueger的模型,将FDI的环境效应分解为三个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分析:FDI的规模效应对四川省的环境影响是负面的。2006年四川省的人均GDP水平为10573.88元,约合1354美元,还在ECK曲线的左侧。这说明四川省的EKC仍将处在上升阶段。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使人们更关心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增长中污染密集型工业的快速扩张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污染程度依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加深。FDI结构效应对四川省环境的影响无法确定。一方面,四川省的产业结构在FDI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2006年全省PIIs行业所占的比重增长到87.49%,相对于2000年增长了2.59%。这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但另一方面,PIIs产业内部的结构却优化了。重度污染产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63.94%减少到了2006年的61.54%,中轻度污染企业由2000年的20.96%增长到了2006年的25.95%。扩张的部门是污染强度较小的部门,而收缩的部门是污染较大的部门。这说明四川省的产业结构更加趋于环保,污染物排放量也会相应下降。正负影响在相互抵消,因此结构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无法确定。FDI的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提高了四川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的竞争力。由于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在电子、新材料、化工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先进技术填补了四川市场上多项技术空白,促使四川的研发能力在不断提高。同时,技术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四川省内资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一是经营水平、营销能力大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大大增强;二是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制造能力大大提高;三是管理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定量方面,模型的设定借鉴了沙文兵、石涛(2006)在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时的计量模型,收集了1994年——2006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内、外资(两类)工业总产值进行回归分析。之所以将FDI的变量进行拆分是为了使模型更加精确,并反映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外资影响。得到实证结果如下:内资和两种类型的外资企业对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都有显著影响。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四川省环境具有负面效应,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每上升1%,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53%。这是因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大致对应资源寻找型投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资源,重在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面对其违法成本明显低于建立污染物治理设备的成本时,大部分港澳台企业甚至常常不顾中国的环境法律,放松环保标准,选择先排污,被查处后再交罚款的做法。来自于外商的FDI对四川省环境具有正面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每上升1%,工业废气排放量减少0.70%。这是因为来自外商的投资,特别是欧、美、日投资大致可以对应为市场寻找型投资,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一般规模较大。因此在经营的过程中,该类企业更加重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内资工业企业对四川省环境具有负面效应,且对环境的影响要大于“三资”工业企业。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每上升1%,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86%。由于内资企业在我国工业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还是资产总额的对数,还是从各经济指标的相对数来看,都远远高出“三资”企业。虽然目前四川省倡导工业经济集约型增长,但是大部分的内资企业依然是以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扩张。内资企业的规模越大,产生的污染物将越多。最后,本文为四川省协调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政策建议。除了进一步完善地方环境立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引资战略,建立完善监控机制,严格执行环境收费制度,利用经济手段控制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