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并把革命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以训政作为过渡,承上启下,可说是革命程序的重点和轴心所系。蒋介石向来以继承孙中山的衣钵自命,特别重视训练部属。前后有黄埔训练、庐山训练、珞珈山训练、峨嵋山训练及复兴关训练(即中央训练团)。在加强中央干部训练的同时,从1939年开始,各省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层干部训练工作。干部训练成为国民党加强党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路径。本文系以湖北省干部训练工作为研究的主体,时间断限以1939年湖北省干训团于战时省会恩施正式成立的时间为起点,至1949年停办为止。国民党的干部训练萌芽于兴中会时期。20世纪20年代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开启了干部训练的新时期,建立了黄埔军校等干部训练机构。30年代后期,在抗日战争爆发和新县制实施的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国统区地方政权建设,改变干部素质窳败的问题,开始了省一级的大规模的干部训练工作。湖北省于1939年成立干训团,其上承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内政部指导,分为省、区、县三级训练,在训练机关内部,实施严格的人事管理,但实际上施训者的群体表现并不理想。受训学员几乎涵盖了除民众以外所有的人员,其中以县和乡镇保甲各级干部为主体,至40年代末,受训学员并且扩大至行政督察区专员。招调学员有一定的程序,学员入学后进行编组,以便更好的施训。研究发现,学员的背景堪忧,出身不一,年龄互异,影响训练的实施。湖北省干部训练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专业素质的培养,以与新县制相关的各种专业知识为主；精神及政治教育,这是训练的核心内容,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建国理论为主,后则又加上蒋介石的讲话和理论；军事训练与管理,军事训练是干部培训的重要方面,体现出干部培训中“军事化”的特点。总的来说,干部训练的核心是塑造“德才兼备”的党国干部。湖北干部训练还包括训后管理与监督。学员毕业后,调训人员回到原职,但有可能被解职；考训人员毕业后,由于接收机关的消极应付,面临失业的风险。正由于当时人事制度的不彰,也使训练工作的效果受到不良影响。施训机关和湖北省政府人事处注重毕业学员的联络事宜,强调学员与省政府人事处的通讯工作,这也是当局了解地方政情的重要渠道。湖北省干部训练的财源紧张,尤其是县级训练机关财源难以维持,甚至靠学员“公粮”度日。而且训练机关内部腐败不堪,严重侵蚀了训练工作的观感和运作。虽然国民党中央十分重视各省干部培训,虽然湖北省也制订了相关规章制度,但总体来看,训练的成效不佳,并没有达到国民党及政府预定的目标,而且在训练过程中及训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派系。除内部原因外,当时的军事情势、经济崩溃和腐恶的社会环境等,都影响到训练的成效,使训练难以为继,效果不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干部训练,是加强党国体制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政权下移的产物。新县制的实施巩固了县级机关的科层化,开启了乡镇体制的正规化、官僚化,及保甲体制的半正规化、半官僚化,这种正规化和官僚化是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结果。体制改革需要人事的补充,因此,干部训练正是为了是塑造新的党国干部,以支持政权建设。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干部训练的过程中,现代化、党国化、军事化相互纠结,使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国民党的干部训练对今天的干部培训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