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中国城乡社会的转型为写作背景,紧紧围绕农民工的“婚姻策略”这一核心概念展开论述。实践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农民工的婚姻策略与他们的生活、生存实践以及所在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婚姻策略”概念来自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相互联系的社会实践观上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具体来说,就是行动者的实践空间、实践逻辑、实践工具是什么?布迪厄用场域、惯习、资本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分别回答了这三个社会实践观的基本问题。场域是行动者的实践空间,惯习,即实践逻辑,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实践的问题,资本是行动者用什么实践。笔者在引用、借鉴布迪厄这一经典概念的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实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界定,并把“婚姻策略”这一概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婚姻中的择偶标准进行的区别。论文重点强调了社会转型与农民工婚姻策略的辨证关系,即: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生存、生活实践决定了农民工的婚姻策略,农民工的婚姻策略反映了我国城乡社会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的定性研究为主、问卷的定量研究为辅,选取上海市S厂和P县L村作为个案对比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同时采取问卷的形式以便于了解农民工婚姻中的一些基本情况。全文在结构上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评述及研究意义。第二章是论文的研究进路,对“婚姻策略”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界定,叙述了如何把这一分析工具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去。第三章论述了农民工的生活实践,对田野调查地点进行了详细介绍,使读者能对P县L村民及上海S厂青年农民工客观生存、生活实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第四章论述了农民工的婚姻场域,即婚姻圈,首先介绍了农民工婚姻场域的社会圈,由于受到传统婚姻“门当户对”的深远影响及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客观生存状况,决定了农民工的婚姻社会圈是“同阶层”的。既使上海有少数外来媳妇,笔者认为这是婚姻当事人及其家庭之间互补的需要,并不是“高攀”或“低就”的婚姻。其次介绍了农民工婚姻场域的地域圈,即婚嫁距离。按照一般思路,农民工婚姻的社会圈扩大了,他们的婚嫁距离会逐步扩大,但笔者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对L村改革开放前结婚的村民与该村第一代、第二代、新一代农民工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婚嫁距离,以及上海S厂已婚农民工的婚嫁距离和未婚农民工对自己将来婚嫁距离预期调查研究后认为,农民工婚嫁距离不是在逐步扩大,而是在相对扩大之后在逐步缩小。第五章叙述了农民工婚姻的资本策略。笔者对“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是婚姻的自然资本因素,介绍了L村三代外出农民工及上海S厂农民工与他们父辈在不同时期结婚年龄的变化及对婚姻伴侣外在容貌要求的不同。其次是经济资本策略,介绍了青年农民工父辈们的婚姻支付,主要体现在高额的彩礼及其它结婚费用上,贫穷的家庭有时会选择到插门及互换亲的形式来为孩子完婚的特殊社会现象。新一代青年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恋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要求双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及嫁妆,而是靠自己在城市打工挣的钱来解决自己的婚姻支付,在他们恋爱期间、结婚之前会有一些前期花费,但这也有前期花了钱而婚姻不成的风险,与他们父辈们婚姻不成,要退还彩礼的情况截然不同。第六章论述了农民工婚姻的爱情选择。爱情源于实践,由于受到贫穷家境、单调生活、繁重劳动、媒人牵线的婚姻途径及传统观念的影响,L村改革开放前结婚的村民大都是“先结婚后培养感情”,且这种婚姻相对稳定,很少会出现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现象;L村和上海S厂青年农民工越来越看重感情因素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倾向于“先培养感情后结婚”,出现了一些婚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现象。第七章是全文的结论,首先对论文基本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策略客观反映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与发展的实践逻辑,虽然农民工婚姻场域的社会圈、地域圈相对扩大,婚龄后移,非常注重感情因素,但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婚姻性质仍旧是“同阶层的平行婚姻”。其次提出了论文研究的不足及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推断中国现存的户籍政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改变,将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城乡婚姻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将会趋于一致,而农民工婚姻策略正是这种趋向的过渡,过渡的时间取决于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统筹的发展、农民工融入城市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