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以牵扯进百余名官员的态势,轰轰烈烈地催生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经过13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中都取得不少成果,但在民众拍手称快的同时,行政问责制如今也日益暴露出发展的瓶颈。本文在梳理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结果、救济等内涵的基础上,以理论及实证视角分析其立法现状及实践现状,通过对现存的法律规范文件及历年重大行政问责事件的研究,归纳出行政问责在发展中仍不免出现的诸如欠缺统一行政问责法、问责范围不清、异体问责主体弱势、地方立法各自为政、救济不逮、复出不规范等异化现象。为打破制约行政问责发展的瓶颈,最大限度的发挥行政问责的效用、加强对党政机关人员的监督管理、消弭公众不满情绪、满足其扩大话语权的诉求,本文认为应将行政问责放在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背景下思考,同时借鉴了多国在建立行政问责运行机制及法律体系方面的域外经验。提出了亟需破除行政问责工具化定位的状态,确立行政问责追究特殊责任、回应民众的主要定位的观点,并基于该定位对完善行政问责实体制度及程序法治化的建议进行了概括式的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