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重儒尊经的汉代,《周易》与《诗经》、《尚书》、《礼》、《春秋》并称“五经”,被立为官学,构成了汉代文化的主体。易学在汉代表现为两种形态: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这两种易学对汉代的政治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易学在汉代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对汉代政治运作的影响。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汉初政治、文化的重建以及易学对汉初文化的影响。汉王朝建立秦帝国崩溃的基础上,它既无政治传统,也无文化传统。因而政治重建与文化重建是汉王朝在建立之初所面临的除了经济恢复之外的另两项重大任务,而这两项任务的完成过程,比之经济恢复来说是既复杂又漫长。陆贾、贾谊、刘安都是汉王朝文化重建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易学在汉文化重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易学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思想是汉初文化重建中伦理道德的重要理论依据,其“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则成为汉代天人之际学说的重要理论依据。第二章的主要内容为易学对武帝朝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汉代的政治,景帝朝为一大转折,基本解决了诸侯王问题和君权相权的磨合问题。武帝朝在文化方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回归到汉初陆贾所设计的道路上来;在政治上回归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郡县制。易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武帝朝的政治与文化:一,易学的“天尊地卑”说和“阴阳”说为董仲舒提供了勾通儒、法的理论,从而将韩非子“三顺”说发展成为“三纲说”,并从此成为汉王朝及其以后各个朝代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二,易学为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思想来源,是董仲舒“天人合一”说的重要资取资源。三,易学变通、变革的思想为武帝朝政策的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四,易学的谦损之道对武帝朝大臣品格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公羊春秋》学说的补充。第三章探讨象数易学的兴起及对元、成、哀、平朝政治的影响。象数易学在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发展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并开始和政治相结合,借助阐释“天意”来匡救时弊,参与政治。其最为积极的意义,是为士大夫参与政治打开了一条通道。经学的确立,在政统外确立一道统作为真理体系;象数易学则又在君权上树立“天意”这一权威,与道统一起成为士大夫们以致平民参与政治的理论工具,对君权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对汉王朝的决策也起到一定的影响。第四章研究易学对东汉王朝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影响。相对于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在政治、文化两方面都继承了西汉的传统,因而没有重建的重任。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王朝在章帝主持下的一次文化整合,这次整合诞生了具有“国宪”地位的《白虎通义》,也结束了自西汉初年陆贾开始的文化重建运动,标志着东汉官方文化的成型。易学从多个方面对东汉王朝的文化总纲领《白虎通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白虎通义》进行学术思想整合的重要理论依据,涉及到历史人文、礼乐制度、概念内涵、自然天象、伦理规范等领域。从政治方面而言,义理易学作为东汉王朝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东汉王朝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象数易学尤其是京氏易学也进一步发展,对东汉王朝的用人、施政、选举、刑狱等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这两派易学还都成为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理论工具。从整体来看,易学对于两汉的政治影响是广泛的。就宏观而言,易学作为构建道统和天意的重要理论来源,为士大夫参与政治打开了通路,改变秦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和真理解释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的政治运作模式。从微观而言,易学对两汉的政治思想、伦理和政治决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