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地不断推进,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贸易往来及交流,共同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量达到1728亿美元。尽管投资总量可观,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有效地识别、评估和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投资风险,以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规模不断扩大,但速度逐渐放缓;区域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产业日益多元化和升级;承包项目和并购项目持增加。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市场、资源,提高效率、技术以提高竞争优势。同时,这也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创造了发展机遇。尽管机遇无限,但中国公司在沿线各东道国面临着复杂的政治条件,有限的公司融资渠道、东道国的相关条件限制、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由于外部因素而导致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司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BRI）时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减少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风险。通过从国家和企业两方面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识别OFDI流程中的风险来源,构建了以下风险识别系统: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和企业级风险（包括竞争风险,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本文选择了“一带一路”沿线的33个国家,并使用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系统评估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应用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包括五个主要指标和41个次要指标）,对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并使用熵方法来衡量每个二级指标的分散程度和相应的权重矩阵,由此获得每个国家的风险得分。分析结果表明,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风险较小;马来西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中亚国家的风险中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风险较高,而缅甸、菲律宾、越南和老挝则排在最后。此外,还需从企业的角度评估OFDI建设“一带一路”的风险。因此,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确定风险权重,并与“最大隶属度法”相结合得出企业的风险水平。分析发现,宏观环境风险和企业级风险均在“较高”范围内,而企业内部风险则略高于宏观环境风险。在此基础上,选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公司风险的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建立回归模型以分析每种风险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由此可知为了提高企业风险管理的效率,为OFDI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充分的保护,企业需要建立系统的风险防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