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一直逐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惩污染企业,提倡发展绿色经济。为了缓解环境与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政策应运而生,其克服了传统环保政策受到的“政企合谋”、“形式主义”等一系列现象的影响,能够解决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灵”,缓解了污染问题。但其能否给企业自身带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倒逼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现中国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一直逐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惩污染企业,提倡发展绿色经济。为了缓解环境与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政策应运而生,其克服了传统环保政策受到的“政企合谋”、“形式主义”等一系列现象的影响,能够解决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灵”,缓解了污染问题。但其能否给企业自身带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倒逼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现有文献中有关中央环保督察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视角,发现其在空气治理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有关中央环保督察能否给微观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却鲜少有人研究。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绿色创新发挥的中介作用。本文选用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使用PSM—DID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绩效。进一步对企业绿色技术划分为发明型绿色专利和实用型绿色专利,发现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存在“达标”现象,主要通过实用型绿色技术提高企业绩效,而发明型绿色专利正向效果不显著。第三,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只能起到短期促进作用,第3年效果不再显著。另外,通过对企业异质性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处于绿色金融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不断推动和修正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建议有:第一,应不断优化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建设,建立环保监管战略的长效机制,保障政策持续发挥作用。第二,强调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建立完善的绿色专利质量评估体系等,鼓励企业进行高质量的绿色技术研发,进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生产效率提高的双赢。第三,随着第二轮、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相继开展,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实际效果,对政策进行“量体裁衣”,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本文的贡献有:第一,运用多期倍差模型,探索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补充了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第二,通过对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会对绿色创新造成一定的扭曲,需积极引导企业开展高水平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第三,中央环保督察虽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现短期目标,但只能起到短期促进作用,需定期有规律开展行动。
其他文献
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为核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共同的政治目标为导向,确保党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强化监督整顿为抓手,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以规范管理为手段,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政治建设的一系列举措改进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保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开展政治建设要以政治实践中存
作为欧美生态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寂静的春天》可谓是开创了现代环保运动,成功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研究《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本,对比原文和译文,从译本翻译的词汇、句法、篇章等方面对译例进行分析,试图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探讨《寂静的春天》译本对我国生态文学界的影响,以期为生态文学著作日后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中国力争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能源企业属于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类企业,其环境责任的履行对改善生态环境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强调了绿色和创新的重要性,能源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对其自身发展十分重要。因此,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摒弃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我国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了以“绿色发展”为重心的发展战略,明确指出制造业要走“创新驱动、绿色驱动”的发展道路,突出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的主体地
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其发展质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了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问题依旧突出。绿色创新开启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新阶段,为新时代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两者的深度融合从生产、消费、流通等各个环节创新了发展模式,是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国家战略。这不仅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还构成了全球广泛关注的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逻辑进路表现为历史、理论和实践三种逻辑的统一。历史逻辑指的是,党的历史使命筑基于其百年奋斗历程,党的领导构建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理论逻辑强调,党的历史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继承和本土化创新,它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又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依据。实践逻辑则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党的建设总要
面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我国政府提出了“双碳”目标,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日渐增强。在此背景下,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成为企业获取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必然选择。当前,市场上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制造商一端,居于主导地位的制造商往往运用自己的先行优势,通过提高批发价格将绿色创新成本转移给下游零售商,这种利润分配方式极易让零售商产生不公平感,进而对供应链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及合作关
近年来,在信息通信技术逐渐发展和迅速变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发展数字经济为手段,不断实现增强国家自身竞争力的目标。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也显示出了强大的竞争优势,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目前,以世界上领先的数字发展国家为参照,我国正在加速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向着世界一流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阻碍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元凶”,如何督促其有效承担自身环境责任,成为我国环保政策制定的重要着力点。但是传统的环境规制政策多将视角限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决策博弈,并没有考虑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金融机构,使得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治标不治本。积极推动环境治理,不仅是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