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一直逐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惩污染企业,提倡发展绿色经济。为了缓解环境与经济日益尖锐的矛盾,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政策应运而生,其克服了传统环保政策受到的“政企合谋”、“形式主义”等一系列现象的影响,能够解决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失灵”,缓解了污染问题。但其能否给企业自身带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倒逼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现有文献中有关中央环保督察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视角,发现其在空气治理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有关中央环保督察能否给微观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却鲜少有人研究。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绿色创新发挥的中介作用。本文选用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使用PSM—DID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绩效。进一步对企业绿色技术划分为发明型绿色专利和实用型绿色专利,发现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存在“达标”现象,主要通过实用型绿色技术提高企业绩效,而发明型绿色专利正向效果不显著。第三,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只能起到短期促进作用,第3年效果不再显著。另外,通过对企业异质性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处于绿色金融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不断推动和修正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建议有:第一,应不断优化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建设,建立环保监管战略的长效机制,保障政策持续发挥作用。第二,强调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建立完善的绿色专利质量评估体系等,鼓励企业进行高质量的绿色技术研发,进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生产效率提高的双赢。第三,随着第二轮、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相继开展,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实际效果,对政策进行“量体裁衣”,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本文的贡献有:第一,运用多期倍差模型,探索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补充了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第二,通过对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会对绿色创新造成一定的扭曲,需积极引导企业开展高水平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第三,中央环保督察虽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现短期目标,但只能起到短期促进作用,需定期有规律开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