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当前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其经济规模明显扩大,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管理水平也得以不断完善。然而,与大型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融资、进入国家垄断行业等方面仍面临着较强的限制。我国作为经济转型国家,政府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发展亟须的重要信息与资源,企业要想获取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就必须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实现,企业就要和政府处理好关系。于是,民营企业就会谋求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关联,从而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满足。与以往研究将民营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作为公司的政治关联途径不同,本研究将民营企业中含有的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机制,对非控股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含有的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为其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与发展机会,其作用机制在于,国有股权依靠其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能够起到制度层面的声誉担保作用,同时这些融资便利与经济资源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业绩。研究结论说明,民营企业中的非控股国有股权可看作是目前民营企业为规避运营风险、获取资源便利以及改善公司业绩等方面比较有效的一种替代机制。同时,对于含有部分国有股权的民营控股公司来说,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对公司在各种经济资源获取,以及绩效提升方面的影响程度会显著地下降。这表明国有股权所带来的政治关联效应是建立在制度层面上,其作用应该超过表面层次上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此同时,本研究将民营企业家的出身背景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网络资本。本文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家出身背景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家深厚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公司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具有社会网络资本的民营控股公司,企业家参政对公司资源获取的影响程度会显著下降。这表明企业家具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比表面层次上的企业家参政对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有更加显著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国的现有国情,将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分成不同的类别,分组检验了国有股权在不同法制环境下的关联效果: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能够进入高壁垒行业,更多地基于其本身的质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国有股权扮演了较重的―角色‖。本文还充分考虑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家隐性政治资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企业家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公司绩效,企业家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时间亦能正向影响公司的绩效。研究同时发现,在法制环境不甚完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政府干预力度较大的地区,企业家的隐性政治资本对公司绩效提升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着深刻的政策含义。当前民营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与国有企业相比,仍无法摆脱严重的―所有制歧视‖。突出表现在融资约束与高壁垒行业门槛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良性发展。民营企业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在当前正式制度诉求无门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寻求一些制度之外的替代机制来加以解决。在民营企业中,社会资源与国有股权恰好可以作为有效的政治关联机制,为民营企业在融资、高壁垒行业的进入方面起到一定程度声誉―担保‖或制度―背书‖。这种作用根植于中国的文化,能够为民营企业部分抵消所面临的―所有制歧视‖。因此,未来的企业改革方向应该在制度层面彻底消除民营企业所背负的―枷锁‖,给予民营企业堪比国有企业相同的成长环境,而不是鼓励民营企业家在正式的制度之外寻找一些替代机制来换取企业的发展空间。当前,国家相继颁布了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都为民营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某种制度上的保证,然而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因为这种歧视深深地根植于社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管理部门,要想彻底消除这种所有制方面的歧视,还应从社会观念上进行彻底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