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她不仅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也翻译了不少著作。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主要偏重于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研究,而对其译者身份和译作的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引起关注。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对她翻译成就的概括性介绍,或只是从杂合、女性主义、接受美学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去分析其翻译文本,对于张爱玲作为译者独特的文化身份及其翻译的后殖民语境关注不够,从而忽视了张爱玲自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在后殖民理论中,自我东方化是指一些东方文化精英分子往往认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自身文化的卑劣性,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中通过简单化、概括化和夸张等手法来巩固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自我东方化影响着译者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会在翻译中留下痕迹,这主要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采用两方面体现出来。本文试图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指导,以张爱玲自译为研究对象,从翻译语境、文化身份、自译文本选择、自译目的以及方法的采用等方面论述其自我东方化倾向的原因及其表现。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章。第一章从翻译语境和文化身份方面探讨张爱玲自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的原因,并指出这是中西方权力不平等、赞助者美国驻香港新闻处以及张爱玲本人的文化身份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影响的结果。第二章讨论张爱玲自译文本选择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张爱玲的翻译文本主要表现了两个主题:性变态的中国女人与被“阉割”的中国男人;专制暴力的中国。她的自译文本再现了西方对中国神秘、落后、堕落和暴力的刻板印象以及西方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持有的批判和鄙夷态度,其理由在于只有表现中国的东方“他者”形象的文本才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窥视和阅读欲望。第三章引用具体例证考察分析张爱玲自译目的的自我东方化倾向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翻译方法,认为为了凸显和渲染中国文化的滑稽、堕落和停滞,张爱玲多采用直译、增译和随意改写的翻译方法。与此同时,为了扫除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和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她又采用文化置换的翻译方法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本文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捕捉到了张爱玲作为自译者的独特文化身份。通过考察其自译作品的自我东方化倾向,本文揭示出张爱玲通过自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方法的采用来迎合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与印证西方文化的普适性和优越性,也证明了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不是一种透明和平等的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