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情理”观是将情感融于交往过程的理性计算之中,当许多经济事务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热衷于在同熟人面对面的“交易”中获得便利和好处。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半径的逐渐扩大,人们日益跨出原有部族与村落的圈子,只同熟人进行社会交换的行为方式受到阻碍,因此,相较于传统的“特殊主义”交往原则,“普遍主义”的道德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开始支配日益繁多的事务,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格兰诺维特在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者普遍道德,是产生经济生活中信任的主要因素。”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对互惠合作以及社会信任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建立在信任互惠基础之上的商帮商会作为市场经济信任问题研究的切入点,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分析如何重建经济领域的企业信任,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道德危机加以理论解释。首先,本文的第一条线索着力于由传统至现代的商会演变过程的纵向考察。纵观中国传统商会演化的历史进程,它的兴起、发展都无法摆脱与传统组织的联系,因此,就时间进程的考量对于现代公共商业组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本文认为互惠行为能够促使企业会员间以及政企间合作机制的产生,故而以经济学的视角尝试对商会内部会员企业间的信任协作以及商会同政府的互动博弈进行横向剖析。由于大部分的经济行动是深深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而个体选择是权衡物质回报和互惠回报后、以求化解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间冲突的行为结果,故结合历史演化的道德视角,本文将社会文化规范的因素引入博弈分析。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加之社会情感的支持,互惠协作心理有助于商会成员间建立和维持合作关系,进而降低企业对未来互动行为不确定性的判断；在地方政府同本地企业的博弈互动中,国家政府适时适度的政策干预为企业发展以及商会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互惠原则有助于双方建立益于各自目标的合作策略,从而达成经济发展的共识。本文针对中国商帮商会的发展历史以及政府同商会的互动行为探讨信任问题,具体的研究工作包括如下三点：第一,本文基于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以及Battigalli和Dufwenberg的研究成果,构建将商会会员企业互惠心理纳入考虑的效用函数,分析个体间通过考虑互惠动机,达成合作行为的博弈均衡；第二,本文引用重复博弈模型以及Nowak(2006年)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探讨了个体的合作行为在整个群体中是稳定的；第三,文章最后引用Shleifer(2010年)的研究结论,对政府管制以及社会信任进行简要分析,说明作为系统演化的重要外部因素,政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