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丰子恺参与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要时期之一,也是其艺术教育思想体系的成熟时期。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包括“绝缘”、“有情化”、“艺术的心”、“童心”、“趣味”、“护生”、“同情心”等丰富的主题,这些都是丰子恺研究中最常出现的命题。本文并不拘泥于对这些概念进行透彻性的分析和阐述,而是通过将丰子恺早期艺术教育思想与其抗战时期的艺术教育思想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丰子恺抗战时期艺术教育思想特征的深入研究,明确其艺术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坚持之处和变化之处,并试图探讨其坚持和变化的原因。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萌芽时期,初步成形时期与成熟时期。从总体上看,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和个人阅历的增长,他的艺术教育主张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后,丰子恺对其艺术教育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和完善,其直接的目的是使其艺术教育思想在战争时期依旧能体现出其价值。因而他一方面肯定艺术在抗战时期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警示艺术不能成为宣传的工具,为使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活动在抗战时期显得更为合理,他用以入世为特色的儒家思想来强化艺术教育的道德功用。但是丰子恺从根本上还是坚持艺术的本质,坚持艺术教育对人格修养的主要效用。因此,抗战时期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表现出两大特征:其一是在动荡时局中丰子恺对艺术教育本质的执着追求;其二是他用儒家礼乐教化的思想完善其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丰子恺一面建立起艺术与道德的纽带,一面让“护生”思想与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靠近,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使艺术教育在坚守本质的前提下,更符合时代的需求。丰子恺抗战时期艺术教育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他挣扎于时代变化与个人艺术坚持之间的努力求和,联系到抗战时期陈之佛、徐悲鸿的艺术教育主张,可以看出当时的艺术教育家所经历的反思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