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为中心,在比较现代大学与传统书院异同的基础上考察其现代特质,从大学文科(主要是中文系)人事变迁、学风转变和校园文学氛围入手,考察文学学科建制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学术格局的冲击。地域上,以北京地区的大学为中心,重点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旁及与之相关的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时间上,以1917年至1937年为主,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也上溯至晚清京师大学堂时期和下延至1940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由于现代大学的知识生产和现代文学的传播都与出版传媒机构关系紧密,也附带考察现代出版传媒机构(以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为例)与新文学、新学术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大学的真正形成,是蔡元培等人学习德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结果,主要是吸取其注重研究高深学问、以培养专家为目标的现代分科大学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又往往有书院风气的遗存,传统师生从游式的全人格教育与现代导师制结合,往往有利于营造一种“创造性文化生活”的氛围。大学中的人员更替,往往既有人事运作的成分,也与学术风气和教育制度的转向关系密切。现代大学中人员总体更换的趋向是专家取代通人、留学生取代传统士子,留学生群体中则是“英美派”逐渐取代“法日派”。北大文科从晚清开始,至1930年代,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别是“桐城派”——“太炎学说派”、“法日派”——“英美派”,其间既有新旧之争,也牵涉到“新人”、“新学术”内部的分裂。现代大学文科学风演变及其在教育制度层面的落实情况也对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重大影响。在政治层面,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部令,规定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在教育制度层面,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新文学的支持者,在掌握教育资源以后,将“新文学”的成分添进大学课程中,对于传统学术结构形成冲击。在具体的文学研究方法上,胡适等人沿袭的实际上是朴学考证之法。大学文科中对于文学感受、文学创作的忽视,与此关系甚大。职是之故,大学课堂并不鼓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现代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方面的工作,主要在以大学师生为中心的沙龙、社团和杂志中得以实现。新文学运动之初,有北京大学与《新青年》这“一校一刊”的结合。1930年代,北平地区更有杨振声、沈从文等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定期举行的作者聚会、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以及朱光潜居住的慈慧殿三号“读诗会”等新文学空间,以沙龙、社团的形式发现、指导新人,聚集新文学力量,又以手中掌握的杂志为阵地,提携新人、鼓励新文学创作。出版传媒机构在现代文学和学术的生产与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文学、新文化能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优胜,也与提倡者们充分利用现代出版传媒有关。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人利用自身的名望和社会对于“新”的崇拜,争取出版传媒机构的支持,是其取得胜利并落实于制度层面的重要因素。